任寿根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指出：“像人类一样，国家的发展可能被意外事故或灾难打断而不能活到老年，也就是说，它的发展可能受到外部力量的阻碍。但不同于人类的是，国家的经济能够有第二次生命。”

　　一个国家经济要获得新一轮更大发展，必须向民众提供新的重大发展机会。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万众所盼。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为更多的民众提供新的、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全体居民向幸福再迈进一大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一些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时，政府应该通过“大踏步”的创新为民众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机会供给”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范畴，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机会缺失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出现具有转折性的、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都源于新的重大机会供给。这种机会包括交通方式的改变、交流方式的改变、交易区域的改变、制度或体制的改变等。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使交易区域出现空前规模的扩大，为西欧国家发展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发展机会。而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的高度支持密切相关。15-16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成功的示范作用下，其他西欧国家纷纷模仿，大力支持海外探险活动，贸易区域急剧扩大。上述历史事件中至少有两点启示：一是市场规模扩大常常为一国供给重大机会；二是政府是“机会供给”的主导力量，尤其是重大的、带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供给”。

　　近代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当时美国政府的机会供给。如推动西部开发，颁布《宅地法》，鼓励居民西进，为居民供给新的发展机会；打破地方政府对水路运输的垄断，建设全国统一的运河网，联邦政府拨款改善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等的交通条件；推动铁路建设等。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与政府改善其国内交通状况使民众获得新的机会供给密不可分。

　　中国推动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为民众提供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发展机会。开放使民众有机会接触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制度，使中国的商品市场空前的扩大。“机会供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突出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政府必须寻找新的重大的机会，为民众供给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为后发地区、新兴产业、中低收入者。

　　中国未来的机会供给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为后发区域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对后发区域实施机会供给“倾斜”。后发区域不仅包括中西部地区，也包括发达东部地区的落后地区。上海是中国的发达城市，但浦东新区在开放前是一个落后地区，国家通过出台开发浦东新区的政策，给浦东新区带来了重大发展机会。深圳是沿海发达城市，但深圳的“关外区域”同样是欠发达地区。为后发区域提供新的机会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如财税政策倾斜、产业政策倾斜、政府投资倾斜、交通优先发展倾斜政策等，其中全面改善落后地区交通条件是当务之急。二是为新兴产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对新兴产业实施机会供给“倾斜”。采取的措施包括信贷倾斜政策、相关企业上市优先倾斜政策、政府采购倾斜政策、消费补贴政策等。三是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对绝大数中低收入者渴求的不是“补助”或“补贴”，而是新的发展机会。对于个人机会供给而言，防止机会被高收入者“垄断”是关键，而大力发展具有中长期盈利效应的资本市场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