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的危机已经告一段落，但全球经济的混乱才刚刚开始。2013年3月25日，在几经周折之后，欧元区财长会议批准了欧盟—IMF解决塞浦路斯银行系统危机问题的计划，地中海岛国在可能失去紧急救助的最后关头抓住了救命稻草。笔者以为，塞浦路斯就像一扇窗，在存款税、银行重组、资本管制和团结基金引发的震荡之中，这扇小窗本身的破碎毁坏可能微不足道，但借由这扇小窗，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六大深层风险暴露无遗。

　　首先，塞浦路斯危机暴露出欧洲一体化可能逆流的体制风险。在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前，市场对欧洲一体化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希腊、意大利和英国，但这三个国家的“退欧”风险不仅没有演化为现实，而且随着欧债危机的阶段性缓解，其“退欧”可能性也大幅下降。如此背景之下，市场对“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的信心不断增强。但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三驾马车对塞浦路斯提出了相对前几次救助更为严苛的条件，并在斡旋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即便最后塞浦路斯的自救计划获得了认可，但相比希腊、意大利和英国，塞浦路斯“退欧”一度最为接近现实。

　　塞浦路斯危机表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趋势虽然不可逆转，但并非不可能出现短期逆流现象，欧洲央行“保卫欧元”的战略一定程度上具有选择性，欧盟领导层在避免希腊、意大利和英国“退欧”上表现积极，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系统重要性，而对于塞浦路斯这种经济规模小、与区外大国过从甚密且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国，欧盟高层可能会在特殊情形下做出“舍车保帅”的选择。

　　其次，塞浦路斯危机暴露出欧债危机向复合型危机演化的长期风险。塞浦路斯危机表明，欧债危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正向债务危机、经济危机、银行危机和社会危机“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危机长期演化。这四种危机之间相互影响、彼此牵制，给危机治理带来了复杂挑战。

　　塞浦路斯危机就充分显示：一方面，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并存限制了银行危机的应对选择。在欧盟高层明确表示“没有自救，就没有救助”的背景下，塞浦路斯之所以考虑选择较为激进的存款税计划，是因为受到债务风险和衰退风险的双重夹击，其他扩大政府债务负担的自救款筹集方案都会让IMF认为“不可持续”，进而彻底失去获得流动性救助的可能。

　　另一方面，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并存使得政策应对不可避免地加剧社会危机。控制债务风险提出了宏观层面财政巩固的要求，避免银行倒闭则提出了中观层面保持银行偿债能力的要求，如此复杂背景下的政策应对将难以满足微观层面的利益保全要求，这正是塞浦路斯在最初的应对计划中甚至考虑向受到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小储户征税的原因，而微观利益的受损势必会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

　　第三，塞浦路斯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层危机应对渐失稳健的政治风险。塞浦路斯危机一波三折，引发市场较大担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盟领导层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有失审慎，而这也暴露了三个层面的政治风险：

　　一是在全局层面，欧盟领导人表现较为稚嫩，处理复杂局面的政治经验略显不足。在塞浦路斯危机过程中，现年46岁、两个月前接任容克出任欧元集团主席的荷兰财长赛尔布罗姆受到广泛批评，特别是在存款税问题上考虑失慎，使市场对其在未来两年半的任期内能否有效协调区内政策充满了担心。

　　二是在核心国层面，德国领导人表现较为强硬，维护区域内部团结的主观意愿略显不足。在2013年9月大选即将临近的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债危机救助博弈中的表现渐趋考虑德国利益和德国民众需求，而非区域整体利益，对于边缘国获得救助前的自救要求渐趋严格，使得区内政策协商氛围渐趋紧张。

　　三是在边缘国层面，塞浦路斯领导人表现较为慌乱，应对内外危机的统驾能力略显不足。阿纳斯塔夏季斯刚当选塞浦路斯总统不足一个月就遭遇危机，其应对表现也不尽如人意。鉴于欧债危机是跨国界的区域危机，并呈现出向复合型危机演化的长期趋势，危机应对需要欧洲政治联盟增强内部稳固性和行动协调性，而三个层面的政治风险则加大了各自为政、合力不足的可能性。

　　第四，塞浦路斯危机暴露出欧元区两极分化加剧的结构风险。塞浦路斯危机过程中，国际咨询公司曾做过一项调查，塞浦路斯人中，有91%支持议会否定存款税，有67.3%支持塞浦路斯退出欧元区并转而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边缘国民众“退欧”呼声渐高的深层原因在于，欧元区政治、经济和金融三个领域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在政治领域，德国主导危机救助的模式进一步强化，边缘国在政策协商中的话语权不断削弱。在经济领域，由于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相对受益不断增强，德国经济的表现较为稳健，而边缘国乃至整个欧元区则始终徘徊在衰退边缘。在金融领域，情况较好、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相比情况较差、实力较弱的金融机构更容易获得融资，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使得危机中金融机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

　　两极分化格局的加剧，一方面使得危机治理所需要的结构调整更难实现，即资源从核心国向边缘国的转移更易受到强权国的阻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区域内部利益协调的难度，加大了成员国“个体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的可能。

　　第五，塞浦路斯危机暴露出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动荡的区域风险。塞浦路斯危机过程曲折，并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浦路斯不经意间就变成了大国利益冲突、战略对抗的宣泄口。这种大国博弈体现在欧俄博弈、德俄博弈和美欧博弈等多个维度。

　　在确定最初版本的救助计划时，三驾马车未与俄罗斯协商就提出了塞浦路斯银行应向储户征收存款税的要求，而俄罗斯储户在塞浦路斯银行有近380亿欧元的存款，就此普京表示“不公平、不专业、很危险”；当塞浦路斯向俄罗斯寻求援助，提出重组25亿欧元的俄罗斯对塞浦路斯贷款时，俄罗斯曾断然拒绝，使得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和欧盟内部的混乱状况进一步加剧；当俄罗斯在交涉过程中显露出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基地的潜在意图时，美国也对塞浦路斯局势表示了密切关注。塞浦路斯危机表明，大国经济、能源、政治和军事博弈加剧了地缘动荡的不确定性，大国利益冲突在小国危机中的宣泄，将放大小国危机的蝴蝶效应，加大区域风险。

　　第六，塞浦路斯危机暴露出全球离岸金融中心资本大进大出的金融风险。塞浦路斯危机表明，在本国面临严峻危机挑战的情况下，以避税天堂和隐私保护著称的离岸金融中心也会不惜以牺牲其长期建立的市场信誉为代价，避免国内金融体系的崩溃，并将维护本国小储户权益的优先级置于维护外国大储户权益之上。由于全球四大离岸金融中心中，冰岛和塞浦路斯均已爆发危机，而新加坡和瑞士银行业规模均为GDP规模的7倍左右，其高杠杆状态下的资产管理和业务经营也容易受到危机冲击。因此，塞浦路斯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对离岸金融中心的信心。短期内，在塞浦路斯资本管制有所松动之后，国际资本可能将大幅撤离塞浦路斯，转而流向其他离岸金融中心或金融体系相对稳定的经济体。长期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可能将不断削弱，在多元化投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将更趋频繁，波动性风险将显著加大。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