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说，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独一无二的事情可以帮助中国渡过这个中等收入的转折期。第一是规模效应，中国现在经济体的规模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大，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进行这么全面的变革。第二，全球的环境，之前其他国家发展的案例是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占到全球经济非常大的比重，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第三个因素，规模带来的结果，在转折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现在这样在全球体系当中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中等收入的转折期，我预计未来收入会从4000美元向10000美元挺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他们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举步维艰的情况。从数据上来说，发展阶段可不是一个简单可以逾越的阶段，也有一些特例：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的贸易领域，劳动密集型的会逐渐失去他们的相对优势，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就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开发更多附加值的功能和产业，而公司的退出机制以及创新进一步的激发，也是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推出的政策姗姗来迟，或者是不能出台的话，可能就无法造成相应的调整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构调整不成功，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令人瞩目，平均经济增长超过10%，贫困大幅度被削减，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预计十年当中还会从现在的2.3亿人增长到6.3亿人，同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是美国或者欧盟经济体的一半之多。同时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抵抗力也是非常强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在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成为先进，富有创造性，有创新精神，以及更加公平的经济体和社会，让中国能够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全球领先文明的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内的增长和我们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全球其他的地方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平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关注需求面和供应面的变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更多地受到消费的驱动，而不是投资的驱动。根据已有的表现，消费占G D P的比重不应当低于40%，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一些高回报的投资也要进行有效的挑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改革的轻重缓急挑选，首先要进一步扩大由市场决定的相关要素以及资源市场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走正确的路。当然这些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