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征收了大量铸币税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年中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抱怨量化宽松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包括加剧了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和发展中国家汇率的大幅度波动等。而发达国家决策者们则认为他们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好处。

　　一些实证研究至今还没有能够提供确凿的研究结果，来肯定或否定这些负面溢出效应。但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往往被大家忽略)：发达国家通过其量化宽松政策，从发展中国家征收了大量的铸币税。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四大中央银行，即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和英国央行，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大幅度增加他们的持有资产，从5年前的4.5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9.5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同时，他们资产负债表中负债项目的基础货币，也以同样规模的幅度上升，为这些国家政府征收了大量铸币税。

　　由于这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他们征收的铸币税不仅来自本国居民和企业，也来自其他国家的居民和企业，特别是外汇储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过去5年外汇储备的变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其外汇储备从5年前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5万亿美元，净增3.5万亿美元。

　　比较一下5万亿和3.5万亿，可以说，发达国家通过量化宽松征收的铸币税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主要发达国家将他们用于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中一大部分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新兴经济体面临硬着陆风险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在2013年面临三大经济风险：(1)欧元区债务和经济危机可能继续恶化，(2)美国可能会陷入“财政悬崖”，(3)一些新兴经济的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有可能“硬着陆”。

　　从目前来看，欧元区持续衰退的风险仍然很高。美国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全面爆发的财政悬崖危机，但自动削减支出法案已经生效。美国决策者们能否在短期内达成新的协议以终止自动削减支出的继续执行，仍然无法预料。债务上限也悬而未决。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持续强劲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然而，自2011年以来，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显著放缓。例如，巴西的增长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12年的1%，这已经可以算是硬着陆。印度的增长从9.6%下降到5%，是10年来最慢的步伐。中国增长已经减弱至7.8%，为13年来最低。

　　全球需求疲软肯定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有一些国内问题因素。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降低到一个比过去30年缓慢一些、但更加平衡和更可持续的增长轨道。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平缓地实现这种转变。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应对一些风险。例如，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房价明显超出了正常和可持续的范围内。

　　为了防止高房价对社会和经济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政府在过去几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控制房价。然而，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经过短暂一段时间的稳定，房价近来又开始反弹，引发了新一轮的紧缩措施。一旦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将会引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银行的债务危机。

　　非银行贷款的激增和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是另一风险。政府在过去一年里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之后，各种非银行的金融产品蓬勃发展。这本身即有积极意义，但许多金融产品构成了高风险的来源，特别是一些以短期信贷来为长期项目提供资金的金融产品。一些理财产品以不切实际的高回报率吸引客户，接近于庞氏骗局。

　　中国再平衡可能存在的误区一个非常流行的政策建议是中国应该减少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但这一思路是基于过于简单化的GDP支出统计恒等等式，认为，中国可以推高消费的份额，降低投资比重，使GDP仍然保持强劲增长。

　　然而，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作为GDP支出统计恒等等式中的消费和投资不是独立变量，它们是在系统中联立确定的。该系统还包括另外两个GDP核算恒等式，即生产和收入核算恒等式。更重要的是，消费无法替代投资作为推动GDP长期增长动力。

　　57个国家(30个发达经济体和27个新兴经济体)1991年至2010年20年期间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GDP增长率存在轻微的负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消费比重越高的国家，GDP增长越低。虽然负相关不显著，但它至少可以否定高消费率有助于GDP增长的假设。

　　同一数据显示，投资率和

　　GDP的增长呈高度正相关。投资率较高的国家具有较高GDP增长。这至少表明，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也表明，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消费不是。

　　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来降低储蓄，鼓励消费。然而，其结果只是在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因为降低了目前的储蓄和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未来

　　GDP增长率的下降，导致未来消费增长率的下降。不可能既增加消费比重，而又能同时保持GDP增长率不下降。此外，过于仓促地提高消费，压低投资，会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