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时启动了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谈判，未来贸易规则和贸易格局可能发生本质性变化，中国又当何去何从？

　　本刊记者 魏枫凌／文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各国内需不振之际，谁能分到更多的贸易蛋糕就意味着可能在增长上占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就明确提出“出口倍增计划”，而在新的《国情咨文》中向国会强力推销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自由贸易计划。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双边贸易谈判，而日本政府也在试图干预日元来重振贸易。

　　与过去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同，金融危机后美国转向了双边的贸易谈判，并试图重新制定贸易规则和引导贸易格局。中国难以置身事外，也必须要在双边贸易上有所推进，而且在汇率改革上需要加快步伐。

　　欧美重绘贸易版图

　　欧盟贸易执委会2013年1月表示，美国和欧盟正在总结双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的最后准备工作，并有望于2013年6月启动。据欧盟官方称，这项自贸协定可望使欧洲经济产出一年增加650亿欧元，相当于欧盟GDP提高0.52%。此外，FTA将覆盖全球经济总产值的一半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成为全球最宏大的区域自由贸易计划。

　　“美国积极推动和欧盟的FTA谈判，是一项长期战略，其目的是架空WTO。因为对美国而言，推进WTO的多哈回合谈判没有意义。” 商务部前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美国需要扭转在贸易全球化中，中国而非美国从中获益的格局。”

　　WTO和FTA的本质区别在于多边和双边。在WTO规则下，如果两个国家达成贸易优惠条件后，WTO的所有成员国都能够享受这一优惠条件。而在FTA协议中，成员彼此给予的优惠待遇，不必按照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区域外的WTO成员，并且可以根据区域内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需求来制定谈判内容。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FTA成功的典范。

　　在“入世”之前，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到海外市场要受到配额的限制，但在“入世”之后，中国的纺织品行业获得井喷式发展。全世界400多种贸易产品当中，中国产量和出口量占第一位的超过200多种。出口井喷不仅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但与此同时，美国却面临产业转移、就业岗位流失、实体经济空心化等问题。于是，美国从过去的全球自由贸易倡导者，变成了现在不愿意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如果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就会逐渐失去意义。欧盟和美国之间达成FTA，则会进一步弱化WTO的作用。

　　美国和欧盟的FTA谈判的意向由来已久，尽管双方希望在2014年底前达成协议，但是其中难度也很大。魏建国表示，两国经济结构相差越大，经过贸易比较优势互补后，两国互惠互利的程度就会越大，例如海湾国家和中国。尽管美国和欧盟经济产出和贸易额巨大，但是其贸易和投资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一来很多产业都需要其中一方做出巨大让步。汽车业、农业和服务贸易将是欧美自贸谈判存在主要争议的行业。

　　美国借贸易重返亚太

　　在推进跨大西洋自贸谈判的同时，美国也在向西延伸贸易战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原本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个南太平洋小国之间的自贸协议。但自美国加入并提出扩大成员国范围、并吸引越南、秘鲁、澳大利亚等国加入后，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组织的性质。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邀请日本加入TPP也绝非偶然。TPP已经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魏建国断言。

　　欧洲大陆受债务危机重创已经失去了经济增长动力，预计3-5年内很难复苏。如果美国要尽快脱离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走向经济复苏，必须要从新兴市场国家集中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吸收能量。这是美国主导TPP的首要目的。况且奥巴马已经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帮助制造业复苏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其次，美国要主导亚太经济发展的方向，制定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泛亚太的贸易规则在TPP框架内达成，而中国又没有参加或是没有行使话语权，那么无论就贸易条件还是国际地位而言，中国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再进一步看，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等经济体已经达成了FTA，但如果这些国家或地区又和美国达成新的贸易优惠条件，中国已经获得的区域贸易优势也会被稀释。

　　除了在经济层面，TPP或许还有其他战略意义。在亚太地区，中国在经济、政治很多领域中都扮演着领头羊角色。在魏建国看来，美国实施重返亚太的战略，需要一个框架和机构来制衡中国，TPP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TPP目前并没有邀请中国参与，而基于上述原因，美国也并不希望中国以后参与进来。

　　中国难以置身事外

　　“欧美自贸协定如果达成，对中国贸易直接影响估计有限”，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对本刊表示。他进一步解释称，主要是因为欧美之间的贸易本来就很自由，且相互贸易的都是高端制造品及服务业，实际上，这一协议对日韩两国的影响更大。同样的道理，正在进行TPP谈判的日本也非中国的直接贸易对手。因此，无论是跨大西洋贸易还是跨太平洋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更多在于重订全球贸易的规则。

　　来自商务部下辖“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的信息显示，中国目前已经签署并实施10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与台湾地区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首先仍要继续深化和已达成自贸协议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以免现有优势在未来被稀释。巩固这些自贸关系，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在2012年11月已经宣布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决定在2013年初举行3国自贸区第一轮谈判。然而自从中日钓鱼岛纠纷升级以来，这一谈判至今未宣布有任何进展，且中日贸易已经跌至冰点。

　　魏建国表示，在全球贸易规则重塑之际，中国尤其需要加紧和日韩两国的自贸谈判，特别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韩国迫切希望与大型经济体建立自贸区、强化出口的心理因素，抢先和韩国达成协议。“这一方面难度较小，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稳定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一步。”他指出。

　　魏建国还建议，中国需要主动出击，从战略角度，中国可以率先发起和俄罗斯、甚至美国的FTA谈判，尽管这必定需要很长的时间且十分艰难，但可以使中国在和美国的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削弱美国从亚太地区的其他自贸协议中获得的益处。

　　虽然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开展自由贸易活动，但也不应完全排斥具有相似经济结构的国家。在不断演进的国际贸易形势中，韩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前瞻性经验就值得中国借鉴。韩国目前与欧盟、美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成就在全球首屈一指。

　　即便是在对中国的贸易策略而言，韩国贸易商也可称得上是有先见之明。韩国企业较早预见到中国并非人们曾普遍想象的投资转口型国家，即和中国进行转口贸易，在中国设厂加工后再将产品出口至其他国家。以韩国三星为例，早在20年前三星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把中国定位为一个投资市场型国家，即在中国投资生产后产品就地销售。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一的市场，三星也成为在中国最大的手机生产企业，并凭此和美国苹果公司抗衡。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从投资转口型变为投资市场型的时间已经从几十年缩短为几年。尤其是对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仅因为眼前另一个国家还不能与本国形成较强的经济互补就放弃进行FTA谈判，那在未来将会错过很多机遇。

　　2010年1月1日，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东盟十国建成了自由贸易区。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和东盟不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而东盟国家更低的劳动力将冲击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其农业部门也会对中国形成打击。

　　但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利用东盟补充了国内的粮食和水果等农产品需求缺口，还将东盟变成了最大的机电产品出口市场。

　　“自由贸易的最佳结果是，两国各自激发了对方国家的生产潜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魏建国对中国自由贸易前景表示乐观，但他也认为，中国在推进FTA谈判、扩大区域自由贸易的同时，也需要形成一些配套政策，尤其是在汇率方面。

　　“过去中国一边观察、一边汇改、一边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在目前全球汇率战危险渐行渐近的情况下，显得相对谨慎。” 魏建国说，“未来需要加快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尤其是在目前进口在外贸中比重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与其被迫贬值本币，不如加大力度将人民币推广为区域贸易的结算货币。而在更长期看，中国也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