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过去两年，各地方政府和民间曾共同应对的一类金融乱象。监管的“因”、“果”令人熟悉而无奈。当一种强调自我管理的融资撮合失去理性，其新旧债期在“壳”之间任意调转，监管链条中的静态规模审批和事后侦查清算，都已无法独立承担其后果。

　　本报记者 王峰 郑州报道

　　2012年7月16日，48岁的张俊义站上了郑州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这是自2011年10月，郑州出现大规模投资担保公司挤兑潮后，首起开庭审理的集资诈骗案。2012年12月2日，张俊义被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时至今日，对担保公司涉嫌集资诈骗和非法吸存案件的审理仍在进行。2011年，郑州市担保业大面积崩盘后，当地亦开始了猛药治理。2月21日，在郑州“两会”上，郑州市中级法院院长王新生表示，2012年郑州市受理了20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已公开宣判9件。本报记者了解，其涉案金额已逾百亿，每起案件涉及的投资者均多达数百人。

　　据当地媒体援引法院人士说法，担保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多达上百起，已有四五百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本报记者研究了当地总额近120亿担保融资案件的司法文件，又对照政府在监管和维稳两方面应对措施的时间节点。

　　与中国其他地区类似，河南省近年希望发展融资担保业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渠道，其顶峰时的经营体数量曾达全国的四分之一。但在监管规范滞后的情况下，却异化为利用虚假信息公开集资的温床。

　　“第一案”：担保集资五连环

　　张俊义一案既有融资手法的代表性，又因其原是平顶山市卫东区财政局副局长，成为多家投资担保公司背后隐形控制人的特征值得关注。正是其控制的河南诚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诚泰公司)的倒下，打开了郑州担保业挤兑潮的“潘多拉魔盒”。

　　2009年11月，河南隆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隆达公司)注册成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是在平顶山经营煤矿生意的李新生，总经理为年仅31岁，却已在担保业浸淫8年的曹梦华，副总经理是从平顶山市卫东区财政局副局长任上跳槽下海的张俊义。

　　隆达公司主要为名叫隆阳公司和蓝锐公司的两家煤炭贸易公司做担保融资。名义上看，张俊义既非隆达公司股东，亦非其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多名知情者供述，隆达公司的成立正是张俊义所策划并实际控制。

　　2010年3月起，客户资金迅速大量涌入，但投资者发现，借款合同签订均由隆达公司代理，两家贸易公司的合同章也保存在隆达。

　　2010年10月，投资者被隆达公司的客户经理要求重新签订合同，而担保公司却从隆达更名为诚泰公司。事实上，诚泰公司的办公地址、办公人员与隆达公司一样。

　　实际上，诚泰公司和其隆达公司以为煤炭贸易融资的名义，以月息1分至2分的高息，集资3.2亿余元。而事后据警方查明，其中用于煤炭贸易仅5200万，收益为76万元。

　　剩余的钱中，张俊义买车、房用了928万，李新生买车、基金、保险用了189万，曹梦华买房、车，包养情人用了1180万。76万元收益无法偿还向投资者允诺的高息，他们只能选择“借新还旧”。

　　在2010年8月，张俊义注册成立了另一家担保公司——千金公司，另找了两个挂名股东后，自任法定代表人。千金公司同样以为蓝锐公司经营煤炭的名义公开集资。集资款直接交到张俊义手中，再被挪走用于填补诚泰公司的“窟窿”。

　　下一步，如何填补千金公司新的“窟窿”？张俊义想到了新办法，一家名为磊福公司的企业，正与平顶山市农机总公司合作建房，虽然双方仅签订了一份合作建房协议，当时尚无任何具体经营，千金公司仍为磊福公司公开集资。

　　“窟窿”总是一个接一个。不久之后，另外两家委托千金公司融资的军腾公司和客来美公司适时出现，其融资的目的同样是经营煤炭。如此，张俊义共通过千金公司集资超过1.8亿。只有400万用于煤炭贸易。

　　法院查明，蓝锐公司、磊福、军腾和客来美四家公司均为张俊义控制。为了融到更多资金，张俊义还授权给平顶山市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在其人脉、资源深厚的平顶山市集资。

　　2011年7月，张俊义让手下沈留富注册成立了河南高晟投资公司(下称高晟公司)，和一家名为木秀公司的贸易公司，通过木秀公司委托高晟公司融资的形式再次集资填“窟窿”。

　　高晟公司自我宣传为“一个旅美华人”所办。其集资方式是，木秀公司购买了50吨铜板和50吨高仿铜板，质押后形成债权，以债权转让形式集资。共计又集资4000多万。

　　这是最后的“窟窿”。2011年3月，诚泰公司出现挤兑潮，数百名投资者堵住了张俊义的办公室，却发现无钱可讨。

　　张俊义一度试图撇清自己的隐形控制身份。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张俊义的一名亲戚曾担任河南省担保行业主管机构的领导。而原漯河市市长吕清海“落马”也被传与张俊义有关。张俊义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张俊义并未被控行贿，法庭也并未审理权钱交易问题。

　　张没想到，诚泰公司爆发内讧，张俊义的合伙人李新生突发脑溢血，回平顶山老家休养，而曹梦华曾带着十几人冒充公安人员闯进李家，要求李新生签署一份据说涉及股东之间重大利益分配的协议。最终，李新生因病退出，曹梦华因非法侵入住宅罪被拘役4个月。

　　或许正因为此，在2011年3月郑州担保业集资如火如荼之时，作为第一起担保公司崩盘事件，诚泰事件却因被业内人宣称为“股东吵架出了事”而被迅速遗忘，直到几个月之后，圣沃公司的倒下，才彻底让人们从集资狂欢中惊醒。

　　虚假增资：绕过规模监管门槛

　　圣沃公司的操盘手是一对母女。2011年10月，圣沃公司崩盘时，控制人王雨只有28岁。

　　圣沃公司崩盘掀起了郑州担保业倒闭潮，因为这是一家吸金体量巨大的公司，有媒体报道，短短1年间，圣沃公司的经手资金高达98.7亿。诚泰案中一审认定未偿还金额超过2.3亿，而圣沃公司被传未偿还金额为15亿。圣沃公司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在于其出手阔绰，月息高达3分至9分不等，甚至相传有其他担保公司将融资款也存进了圣沃公司。

　　2012年底，王雨被郑州市中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缓，是已知郑州担保集资案中受罚最重者。但有法律人士告诉记者，“吴英案”后，法院对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将会格外慎重。

　　圣沃案的另一个标杆意义在于，其揭开了无资质担保公司虚假注册资本的内幕。圣沃公司事发后发现，其5000万元注册资本为虚假出资，王雨母女是以空手套取了近百亿巨资。2013年2月20日，王雨之母于兆筠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

　　当地监管机构希望抬升担保业资本规模门槛。从隆达公司成立的2009年9月开始，河南省工信厅要求当地所有担保公司必须持有其发放的“备案证”才能运营，获得该证的门槛是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隆达公司的注册资金仅为1001万元。于是“改头换面”的诚泰公司登场，其注册资金为5006万元。

　　圣沃的手法是，于兆筠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公司登记注册，暂借5000万元用于公司注册使用。2010年9月1日，5000万元借款转到了于兆筠等3名股东的个人账户，又随即转到了圣沃公司的验资账户，同一天，周世营找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出验资报告，从而顺利从工商局取得了企业登记。次日，5000万元从圣沃公司的验资账户转走，再也没有回来。

　　找到5000万资金，完成这单虚假验资生意的崔仕昌是一名资金掮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到2010年9、10月份，就连担保公司这样本应不差钱的金融机构也成了他的客户。在完成圣沃公司注册的一个多月后，他迎来了另一个担保公司客户，张俊义控制的诚泰公司。

　　2010年10月20日，他将拆借来的5006万转入了诚泰公司3名股东账户中，并在同一天内，先后转入诚泰公司的验资账户、基本户，完成了诚泰公司的验资后，这笔5006万元又在同一天转入一家科技公司，用于验资注册。

　　除此之外，法院认定，张俊义控制的千金公司，其5000万元注册资金也是虚假出资，这笔被有关部门寄予清理担保市场期望的5000万注册金，只是在注册当天，在验资账户上做了个“一日游”而已。

　　此外类似的案例还有，河南快易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快易公司)的控制人是郑州市的电动车商人李绍龙，他花20万，请工商代办公司虚假注册了5000万的快易公司，这20万还是出自银行贷款。

　　一年时间里，快易公司集资6.6亿，但反复质押地产的做法并不可持续，其用来购买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路虎等豪车的钱就多达800万，案发后未偿还金额近2亿元。

　　2011年8月，郑州市工商局曾发现快易公司非法从事担保业务，随即采取了处理措施，其措施是——约谈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立即注销公司。

　　然而，就在快易公司被登报注销之后，投资者却仍在同快易公司的客户经理签协议存钱，而没被任何人告知留意。

　　2012年8月1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岳松峰在《检察日报》发表文章总结担保公司非法集资原因时称，“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制度，2010年3月中国银监会、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也没有设立更为特别的审查和监管制度。现实中，大量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采取虚报注册资本或注册后抽逃注册资本的方式完成工商注册，形成一个个空壳的担保公司。”

　　这一系列绕过监管门槛的案例，显示出组合式监管手段的必要性。

　　政府行为：从主导发展到监管加码

　　当地政府曾主导发展担保业。2002年12月，河南省内第一家商业信用担保机构成立。但截至2008年底，全省担保机构只有318个，注册资金总计83.9亿元，担保机构总数较少，机构资金匮乏，担保实力较弱，这种局面直到2009年才有所改观。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小企业融资遇到困难，2008年底，河南省财政对全省118个县(市)注入资金8亿元，帮助各地区迅速建立自己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2009年4月，对省内14家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专项补助资金3700万元，金额居中西部省份首位。

　　此后其提出5000万注册资本的门槛。2010年12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1日，河南省还开展为期4个月的集中规范整顿担保行业行动，整顿期间暂停一切设立、变更和备案等工作，未通过验收的担保公司，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

　　这一监管手段并未奏效，据媒体调查，政策实施后的2010年，备案证的发放数量基本与担保公司的总量相当——1600多张。2010年底，河南省的担保公司数量从2007年的100多家飙升至1640家，约占全国的1/4。事实证明，单靠抬高注册资金门槛，远不足以规范担保行业市场。

　　按照此前规定，河南省担保公司仅在工商局注册即可开业，不属于人民银行监管，也不属于银监会监管。在行业上，担保公司归口地方中小企业服务局管理。而在郑州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担保办只有3间办公室，寥寥几名工作人员。

　　岳松峰在《检察日报》发表的文章称，融资性担保公司从本质上属于金融类企业，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部门国家没作统一规定，各地一般都规定由工信部门监管，作为非金融专业的主管机构管理金融类企业，从制度的制定到日常监督都显示出不专业性和重批轻管的倾向。此外，与融资性担保机构数量和业务的快速增长相比，监管资源不足，且专职人员少，非现场监督和现场检查等监管能力不强。

　　2011年7月28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开始了继2009年之后对投资担保行业的第2轮规范整顿。除了工信厅作为担保业监管部门之外，还有包含十几个部门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

　　该办法显示，2009年推出需要5000万注册资金才可领取的“备案证”制度失效后，此轮监管又推出了“许可证”制度，任何担保机构只有取得省监管部门颁发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之后，才能在工商局注册登记。

　　但这一制度也未能挡住逐利者。几乎与《暂行办法》颁布同时，郑州市一名新能源行业老板李智勇，开了中达公司高息集资。他采用的方法是“借壳”，中达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按照当时规定，其只办理了备案证，未办理许可证，并一直没有开展业务。2011年六七月间，中达公司被以60万元卖出。

　　或许是新一轮监管风声已出，新注册担保公司将难上加难，几天之后，李智勇买下中达公司的代价是600万元。此时的李智勇已是债务缠身，这600万元还是从其他担保公司的借款。

　　成立担保公司，竟成了一个走上穷途的商人用以自救的最后一博。而监管新政将出，中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甚至都没有去工商局变更，终于赶在7月19日，《暂行办法》出台前10天，中达公司开始运营集资。

　　在此后的4个月内，中达公司集资5.27亿，仅有1700多万用于其声称的融资用途。李智勇融资的真正目的是，为在湖南的煤矸石发电业务外商投资所需的一个亿贴息。从出生到消亡，中达公司一直没有拿到“许可证”，监管新政执行无力似乎可见一斑。

　　当地又力举第二轮监管措施。在表明监管层认清形势严峻的同时，却也成了郑州违规担保业崩盘的“消息树”。随着2011年10月圣沃公司的倒下，挤兑潮袭来，吸金热潮退。

　　2012年5月31日和6月21日，郑州市中小企业局、郑州市工商局下发通知，再次对投资担保公司的年审和年检进行了新一轮筛查。而在2012年年底，投资担保公司的刑事审判大幕拉开，本报记者了解，已一审审结的案件，至少有逾10亿元尚未偿付。

　　此时的郑州投资担保公司，已消退为120家，不到两年前的十分之一。

　　2012年6月29日，郑州市政府又引发了《郑州市加强担保机构监管暂行办法》，这是目前为止对担保业最猛的一剂药方。《暂行办法》要求成立郑州市担保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市担保行业监管及风险处置，其成员单位包括中小企业局、工商局、法院、公安局、检察院、国税局、地税局等。

　　其要求新注册公司资本金不得低于3亿元，且为实缴货币资本。股东需要提供其近3年的完税证明，还需对其近3年净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如由企业作为发起人，其近3年累计净利润在2000万以上，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净资产不低于1亿元。

　　地方政府面前更头疼事还有维稳。大量债权人无法拿回集资款，引发了众多上访、集会事件。2012年元旦，安阳市便爆发万人因非法集资聚集事件。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南省洛阳市主委金正新就称，对之前担保公司变相的吸储、借贷行为，以不损害出借人利益为原则妥善处理，以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安阳市开始加大力度做好楼院、社区、街道、公司、机关等一线单位的稳控工作，将稳控工作逐级细化落实到人，逐级签订责任书。5天后，安阳市宣读了《万名干部走访帮扶万户困难家庭活动实施方案》和《关于对公职人员及国有企业职工在处置非法集资过程中参与非法聚集活动实行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持续的维稳工作似乎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