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

　　2002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规模仅为27亿美元，但到了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普华永道新近发布的报告则显示，2012年中国投资者进行的海外并购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652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54%。商务部预计，到“十二五”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达到50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将达到2500亿美元。

　　尽管中国资本踊跃外投，但提起“跨国公司”，很多人依然会很自然地想到外资企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资本规模、技术、品牌等，在国际竞争格局中还只是“跟跑”。

　　早在2009年，世界知名刊物《新闻周刊》也刊发文章称，虽然“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它的顶级公司依然榜上无名”，充其量还是“没有品牌的巨人”。

　　傅军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将培育跨国公司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分层次、有目标地推进，尽快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规模匹配。

　　“走出去”后劲乏力

　　《21世纪》：您所提出的“培育跨国公司”，应该是“中国企业走出战略”的延续和目标，早在很多年前，这个战略已经在推进，现在重提这个话题的背景是什么？

　　傅军：培育中国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于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来说，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永远都是“在路上”。而且，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许多事情不能只做概念，而必须与时俱进、落地有声。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这项工作的后续动力不足？

　　傅军：后续动力不足。不但如此，我还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将培育跨国公司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分层次、有目标地推进。近些年，国务院国资委虽已提出要发展30-50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但主要是着眼于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与央企，而没有顾及更具机制优势与发展活力的民营企业。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一个专门的指导机构，根据各行业的特点、企业的资本规模和海外经营能力以及跨国经营程度，遴选部分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分层次推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21世纪》：您在提这一建议时有没有想到，除了央企和国有大企业，中国企业的整体素质客观上还有待提升，若将此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会不会表现得“月朗星稀”？

　　傅军：我们要尊重事实，但不能固守现实。我认为作为战略的推进，首先是鼓励，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大胆地“走出去”，暂时走不出去的，也不能坐井观天，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已成为主导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配置中，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有效的组织者和最有力的号召者。要想不被光辉淹没，只有自己发出光辉。

　　《21世纪》：在我们接触的企业中，有很多企业都有“走出去”的强烈愿望，但一些企业依然是“想到天边，站在眼前”。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傅军：当众多企业站在国门边上逡巡而不敢动时，最该反思的就是我们的管理部门。美国、日本、韩国跨国公司的成长经历都已证明，政府的推动是加快跨国公司发展的原动力。美日韩三国政府，为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他们在战略上高度重视本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对海外投资制定了可操作的规划和指导方案，并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与金融支持。比如，对国外投资收益采取税收抵免、税收减让，实施海外投资保证与保险制度，建立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等等。

　　如果我们的企业没有制度和政策底气，虽然看到了机遇，光凭单枪匹马去抗风险，是很难的。

　　增强扶持力度

　　《21世纪》：据我们了解，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们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投资优惠措施和鼓励政策。两相比较，您怎么看？

　　傅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跨国公司的扶持和促进体系仍不够完善。这突出表现为企业境外投资融资渠道较少，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对外直接投资保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对外投资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政府对境外投资信息支持力度较弱等。由于企业想要的政策远远达不到企业的心理预期，因此，企业“走出去”的心理犯怵，极大抑制了企业“走出去”的冲劲。

　　《21世纪》：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和多年前就开始海外探路的“先行者”，您觉得国家对“走出去”政策支持，当下最要紧的在哪里？

　　傅军：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性政策，二是金融性支持。前者是需要国家继续完善政策法律体系，简化审批程序，制定促进措施细则，建立企业“走出去”支持体系，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后者是需要国家对跨国公司予以更大的资金支持。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对外项目投资往往资金需求量大，而企业主要依靠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支持。由于贷款审核机制严格、程序繁琐，企业贷款很难及时批下来，错失了不少投资良机。同时，一些地方目前还没有大的担保公司相配套，造成企业“走出去”的资金掣肘。而目前，我国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面对“一多一少”资金供求，国家完全可以拿出部分外汇，建立一个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专项资金。

　　《21世纪》：企业“走出去”只是手段，目的是参与全球化竞争。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还有哪些更好的、更适合我国企业的路径？

　　傅军：除了直接投资，我们做得更多的当属海外并购和重组。在这方面，我国也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联想通过并购IBM个人电脑，吉利汽车通过并购沃尔沃，都快速跻身于世界500强行列；三一重工通过并购德国机械制造巨头普茨迈斯特，牢牢站在了世界机械行业的顶峰；中石油也是通过一系列海外并购，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因此，国家要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目前以跨国并购和联合重组为实施重点，按区位优势进行价值链配置，培育出一批工贸结合型、综合商社型、金融型和生产型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