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昨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大约有20%的贷款涉及本身没有收入来源的公益性项目，即这一类平台债务并无偿付能力。这些贷款需要靠地方财政运用未来的其他收入来进行偿还，其风险须高度重视。

　　近年来，伴随着大量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上马，庞大的地方债危机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之一，并持续被作为唱空中国的主要理由。地方融资平台是1994年分税制后由于地方政府无法自行举债应运而生的产物，通过城投、城建等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获得贷款，让庞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蓬勃生长起来。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在于，它在政府信用的担保之下可轻易获得巨额贷款，却长期游离于预算监管之外，大多盈利能力偏弱甚至毫无盈利空间，甚至某些平台公司已成为仅为政府贷款而存在的空壳。截至2010年底，至少有1734家融资平台出现亏损，借新还旧率平均为55.20%，逾期债务率平均为16.26%。

　　在运作良好时，银行乐于接受有政府信用作担保的贷款，而地方政府有了轻松融资的渠道，可谓皆大欢喜，但由于平台公司偿债的主体并不清晰，一旦出现无法偿付的情况，银行是找公司或是找地方政府，都是有理说不清，如果不接受借新还旧的方式，很可能就此变成坏账。2011年，审计署公布的截至2010年底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的消息，债务数额之巨就曾引起舆论大地震。从2012年开始，融资平台的偿债高峰期已至，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仍有9.3万亿元。而根据周小川的发言，即使只有20%的平台无偿付能力，看起来占比并不算高，但其绝对数量却已十分可怕，若这些债务均变为坏账，是金融系统难以承受的。

　　本轮债务危机，主要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主导投资风潮所带来的债务快速扩张。前期，银行信贷曾是地方债的主要来源，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地方债中有79%是银行贷款；而在2010年6月文件要求停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后，信托与债券成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方向，有数据显示，去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约1.8万亿元，其中，城投债净融资1.17万亿元，信托净融资约6300亿元。

　　鉴于风险对信托和债券市场的转移，今年初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了被称为“463号文”的《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对2012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平台公司借助信托、租赁、保险机构的表外融资行为明令禁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银监会已内部下发指导意见，除重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控制总量”外，还明确提出“隔离风险”的监管思路 要求监管部门和各家银行均要建立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计划、理财产品等在内的全口径融资平台负债统计制度；并首次明确提出，金融机构应审慎持有融资平台债券，防范融资平台变相融资，且“各银行不得为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提供担保”。

　　不难看出，监管方面意在降旧控新，对地方债风险是十分谨慎的。然而，行政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推进中，借城镇化之名实现投资冲动已是可预见甚至已经在发生的事。工、农、中、建、国开行五大银行相继出台城镇化相关的融资支持计划，有地方银监局人士透露，即使已明令禁止银行系统向地方融资平台输血，地方政府的城镇化投资计划仍依靠着在银监会重点监测融资平台名单之外的“类平台”进行贷款或债券融资，地方债风险仍在潜滋暗长。

　　通过融资平台的股权化金融创新、民间资本注资甚至不断地借新还旧，债务风险可以获得短暂的延迟与稀释，但长远来讲，债务危机的终点必然是变相印钞带来的通货膨胀，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一次又一次的量化宽松，这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冲击是漫长而巨大的。地方债危机并未因该话题的热度减低而消散，尤其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背景下，更需警惕地方债危机的扩大，将融资平台纳入人大监管是管控风险的基本步骤。正如周小川所说，“不要低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