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新增贷款6200亿元，环比下降42%，M2余额99.86万亿元，同比增长15.2%，高于13%的拟定目标。当前M2从2002年的16万亿升至今年2月末的99.86万亿，居全球之首。

　　当前货币超发问题令人关注，但确实无法准确计量，因为任何精湛的数据模型都无法精准反映央行究竟应发多少货币，超发了多少货币，我们只能用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程度，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否偏离均衡状态。

　　诚然，GDP是经济新增产值概念，而M2是货币供应量的存量概念，两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但二者的对比关系衡量货币超发具有参照意义。如M2可描述为某一时点下经济可资动用的可支付能力，它凸显的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即一旦某一时点社会存量的支付规模与GDP之比超过均衡状态，引发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就可传导出货币超发信号。

　　另外，把土地等要素资源的货币交易化，仅看作是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对GDP影响有限是一种认知性错觉，因为土地等要素资源交易货币化过程，也是创造GDP的过程，如土地货币交易化实际就是土地的级差地租计入当期GDP。无交易也就无所谓信用创造，M2与GDP虽非一对一关系，但其配比关系是存在的，在劳动生产率稳定下，GDP增幅低于M2增幅，反映的就是货币超发和单位货币购买力贬值。

　　那么，目前货币超发是基于宏观层面还是商业银行层面，即货币内生还外生？我们认为，在信用货币本位下，货币是外生给定的，基于一些政策，直到超发货币下铸币税的边际收益低于财政发债和征税收益。正所谓市场是水，政策是器皿，若把信用本位下的货币或纸币供应量理解为内生，那么只需市场化的金融结算体系就可，如同哈耶克倡议的商品货币本位。

　　目前，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结售汇制，使央行承担了类似商业银行的资金融通职能，如贸易顺差下的外汇占款，实际上是把本已出口的国内储蓄，通过结售汇制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再次在国内具有了支付能力，并成为了M2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货币乘数稳定下，外汇占款实际就是货币超发，会产生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预期。

　　同时，当前地方政府和国企负债融资下的信用创造是货币超发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和国企积极负债投资的信用创造，一则在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超发令M2增大，固化货币超发；一则利率管制、对居民投资渠道的限制等金融抑制，使居民除银行存款外，缺乏其他更安全的投资渠道进行投资。因而，这种国企投资等带来的外生性政府信用创造，实际是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匹配下的一种市场信用增大，货币超发不是市场内生，而是外生性的。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商业银行持续面临的吸储压力，金融脱媒现象日益突出，通胀预期持续发酵等，穿透出在通胀预期下，私人部门越发出现了尽快把手中的通货和存款花掉的动机，最近几月房产交易激增，人们对房价上涨预期强化等，显然是货币超发下的市场心态。

　　当前通胀预期趋强，房价泡沫高位坚挺，商业银行吸储难度增加，金融脱媒深化等，反映继续维系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可能低于其成本，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则可促进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