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接受新京报采访，作为温州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性人物，南存辉谈了他对温州金融改革、民企生存环境、民营企业家移民等热点话题的看法。他不回避民企在中国当下生存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也强调民企与央企完全可以合作共赢。

　　民企与央企有合作空间

　　新京报：“新非公36条”（注：即“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细则出台有一段时间了。一些评论认为“细则不细，依旧操作性不强”。作为民企，你感受如何？对未来民企进入垄断领域有何期待？

　　南存辉：“36条”现在成42条实施细则了。“36条”确实面临落地问题，这里面有政策问题，有央企垄断地位问题。一下子想有很大效果还是蛮难的。民企进入铁路、石油、金融领域，一直在说。

　　这次铁道部改制了，建立铁路总公司，我想下一步民企在地方铁路改制中能否更深地参与。电网方面，民企能否在地方性的电网进去合作，值得期待。

　　“36条”要能落地，民企自身也要努力。比如我们和国家电网已有不少合作。他们在海外可以收购电站，收购一些风能太阳能项目。但国企身份也面临一些障碍。我们民企有体制灵活性，民间身份，国外容易接受，民企这方面走出去更方便，我们就可以和电网合作。

　　新京报：你们是发挥自身长处，采取合作的方式，迂回进入这些垄断领域。

　　南存辉：“36条”我们要继续喊，但也要把里面的问题看透。正面引导，想办法突破。一味地只是批评也不行，要探索如何在体制创新上想一些办法。

　　比如民企和央企合资，央企去拿资源，我们在后面去给你做工程，做建设，做实施。拿到工程后，一起合资，这样探索一种“混合经济”的模式。这个模式好处是，央企有资金优势，品牌优势，在政府中天然的影响优势，再加上我们民企的机制优势。这就是“36条”突破的一个新尝试。

　　温州金改仍需突破

　　新京报：温州金融改革去年很受关注。你身处其中，对民企进入金融领域的改革有何感受？

　　南存辉：我们正泰内部搞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我们也想改制为村镇银行，正在等上面批。

　　温州目前这一块推进得还不够。主管部门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这个担心有道理，但是光担心没用，关键是要在试点中提高。

　　我十年前就给央行的领导当面讲过，我搞村镇银行，不是我这个农民去当行长，而是我们民营机制好，我们可以按市场机制高薪请国内一流的银行家来做。专业人才来管理，就不会有那些因不专业而带来的安全问题。

　　新京报：十年前的想法，现在尝试了吗？

　　南存辉：我们已经请了一个市级农行的副行长下海。他的报酬与业绩挂钩，我要看他的效率怎么样，坏账率怎么样，然后给相应的奖励。年薪50万，1000万都可能。现在我们的小贷公司发展得很不错，规范性在温州也是排在前列的。

　　新京报：看你关于加快温州“贷改银”试点的提案，目前温州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还是很难？

　　南存辉：温州“贷改银”实施方案一开始要国有银行占股20%，牵头主导成立村镇银行。这样一来，民资的机制优势就丧失了。后来省里认可小贷公司主发起人地位，把国有银行20%占股改为持股不高于主发起人，不低于15%占股。这样一来，银行又没积极性了。

　　所以我建议金融主管机构要牵头，为龙头企业为主出资人的小贷公司与银行牵线搭桥，促成“贷改银”政策落地；优选“贷改银”金融机构进行利率市场化试点。形成可试点、可复制的典型，为温州金改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积累经验。

　　我身边移民的人并不太多

　　新京报：民营企业家最近对移民的话题也比较关注。有些报告说，中国富人有不少已经移民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身边移民多吗？

　　南存辉：这个问题我也关注了。浙江省工商联去年配合全国工商联做了调研，我周边也有认识的人移民，但比例不太大。

　　这些移民有的是国外有企业，有的是子女在国外，有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或发展机会。但我了解到，一些人出去后还是发现自己国家好。去了国外，文化不一样。适应别人社会不容易，相当于“二等公民”。

　　现在国家还是很重视这些问题。对民营老板的移民，我觉得鼓励也不好，但移民也不一定不好，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出去发展，影响当地，影响他国，有很好的发展的话，对国内也有好处。

　　新京报：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代表，同时又是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双重身份，一私一公，你怎么界定自己的角色？

　　南存辉：首先我是做企业的，要把企业干好，这是第一位的。从工商联这个角度来说，工商联是民企的家，我们要配合政府，代表党和国家把政策传达下去，做好对民企的教育，引导和帮助，正面引导，激发“正能量”，让浙江的民企更好发展，这两方面其实是相通的。

　　不管我在不在工商联，作为浙江民营企业中规模做得比较大的企业家，我都有责任做好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