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今年“两会”期间，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成了不少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事实上，面对目前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现实局面，中国经济能否再继续高速增长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确实是一个值得大家冷静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没有潜力？如果有，这种增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

　　经济发展的

　　四大“洼地”

　　客观地说，以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想要继续高速增长几十年几无可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在后危机时代，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下行态势，经济增速开始在低于8%的轨道上运行，为近10年来极为罕见的情况。于是，看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论调甚嚣尘上。这些悲观主义论者看空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带来的“改革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一些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发展动力，来自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流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而正是持续不断且范围广泛的改革引致的制度变迁，成就了中国辉煌的经济成绩。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缓，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开始下滑。因此，他们断定，未来中国再次出现上世纪80年代那样大规模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不大，相应的制度变迁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的动力也必然会减弱。

　　二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将动摇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基础。在人口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不仅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而且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将慢慢消失。而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将对我国的消费和投资带来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资源与环境方面，高投入、高消耗这种对资源掠夺式利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被证明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目前中国资源的储藏量决定了大部分重要资源都需要依靠进口，对外依赖性不断增强。

　　三是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与出口“三驾马车”来看，将无法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态势。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投资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过去的发展历程看，投资的增速一直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从目前和未来来看，这种投资快速增长的势头将面临不少困难。在消费方面，近些年来，消费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对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然而，最近十余年来，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基本上呈现止步不前的走势。如果未来消费不振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面临严重威胁。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之来，净出口的贡献率最高的时候超过50%。但最近几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冲击，外需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开始连续出现负数，这表明净出口不但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反而拉了后腿。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需不振加剧净出口形势严峻的局面短时期内并没有改观的迹象。

　　四是地方政府竞争被誉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武器”，但随着地方债务居高不下和对权力约束的强化，这种动力也在逐步消减。在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的地方政府才如此热衷于抓经济，而在追求政绩的内在机制下，地方政府的竞争日趋激烈。但从未来的发展模式来看，随着政府绩效考核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再加上地方债务日渐沉重，地方政府竞争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上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势，其不可持续性日益明显。此乃经济发展的四大“洼地”。

　　李长安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2007～200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主要著作与论文有《看不见的生命线：信用与企业成败》《让财富离不开你》《经济学发展轨迹》等。

　　如果能够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迈出实质性的坚实步伐，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和“后发劣势”陷阱，实现未来经济再次高速增长的目标。

　　重点挖掘促进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合力”。这些因素至少包括：城镇化、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第三产业等等。

　　据测算，我国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基础设施投资8000多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3个百分点。

　　新的“增长点”

　　依然存在

　　但是，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中国的发展战略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只要我们能够认清形势，大胆改革，努力培育和挖掘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未来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仍是有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迈出实质性的坚实步伐，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和“后发劣势”陷阱，实现未来经济再次高速增长的目标。

　　首先，必须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的首要任务，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要素市场改革上，必须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起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能够自由流动，其价格能够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机制。加快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尽快消除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革土地市场制度，纠正土地价格扭曲现象，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如果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其次，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应对“后人口红利”阶段的挑战，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从现在算起，我国的人口红利仍能够维持10年左右，而且随着产业向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人口红利维持的时间将会更长，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仍将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存在。当然，在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应尽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以替代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问题，实现从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转变。积极培养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将劳动力优势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最后，重点挖掘促进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合力”。这些因素至少包括：城镇化、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第三产业等等。比如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离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发展潜力巨大。据测算，我国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基础设施投资8000多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3个百分点。扩大居民消费将是未来经济增长可以依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仍处在较低的水平，有必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来抓，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转变。民间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巨大“蓄水池”，应采取切实措施鼓励民间投资，打破垄断以拓展投资渠道，提高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第三产业的发展近些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滞后，其投资增速和总投资占比连连下降。有必要出台和落实各项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消除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增强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新的“增长点”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广泛存在。换句话说，只要政策得当，现在的发展“洼地”往往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最大动力。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的人均GDP仅有5000多美元，上升空间仍十分广阔。只要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充分挖掘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以体制改革为核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再持续稳定增长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再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奇迹，就将会变得更为现实和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