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史上，阿根廷可谓是一宗谜案：一个拥有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同样条件和起点的国家，一个百年前就已跻身世界十大富国行列的国家，却在漫长的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陷入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的怪圈。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还爆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并引发社会政治危机，人均GDP从原先8000美元腰斩至不到4000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标本。

　　阿根廷究竟发生了什么？阿根廷发展经济学家罗贝托·西门内斯认为，滞后并处于较低水平的工业化是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主因。此外，政府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缺乏政策平衡，没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是次要因素。

　　严重依赖农牧产品出口

　　150年前，在欧美产业革命的带动下，阿根廷成为欧洲特别是英国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地，羊毛、小麦、牛肉源源不断供应欧洲市场，为阿根廷带来了大量外汇收入。到1914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已经比肩德国和北欧国家，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大西洋海岸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

　　1929年至1933年，欧美大萧条来临，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欧美大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加重了危机，也使阿根廷依托农业出口的经济模式陷入困境。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已经步入高级工业化阶段，世界各国在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扩大对外出口竞争力上展开了竞赛。尽管阿根廷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是仅仅依靠少数产品出口，不实行多样化战略，不通过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只会在新一轮全球化产业竞争中落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阿根廷“数次贻误了把繁荣时期来自农业的利润投向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机会”。

　　滞留工业体系初级阶段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阿根廷通过进口替代模式着力构建工业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主要以初级农产品加工和轻工业部门等为主，目的是满足国内民众基本需求，而以国有化和公共投资拉动的石油、化工、军工等重工业体系的构建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逐渐展开。进入上世纪60年代，当计算机在很多发达国家工业领域被广泛应用，工业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的时候，阿根廷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既没有在工业领域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又未能摆脱对农牧产品出口部门的依赖。

　　直至今日，阿根廷工业化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工业体系也只是停留在进口加工装配阶段，生产设备、半成品等严重依赖进口，产能规模受制于农牧业出口部门的创汇能力。一旦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农业部门创汇能力锐减，政府只能靠通过发债、增发货币等方式负债经营，由此导致通货膨胀、政府赤字甚至债务危机等连锁反应，这种局面至今仍未改变。

　　错失升级产业结构时机

　　西门内斯认为，自二战以后，全球大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各国都在紧跟全球产业趋势，一方面巩固自己既有优势，同时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的适应于全球市场的优势竞争力，最终目的是在全球贸易和国际分工布局中掌握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份额。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否根据全球产业趋势调整发展战略，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阿根廷错失了几次升级产业结构的时机，自然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市场红利。

　　当然，一个国家发展进程无法用单一的经济或产业因素解释，实际上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受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这在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纵观阿根廷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似乎可以用这样一个怪圈来描绘：发展模式偏颇产生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导致失业和分配不公，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带来政治力量洗牌，政局频繁变动使得发展政策难以为继。

　　西门内斯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能营造公平的社会秩序，再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难以奏效。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现代化竞赛，比拼的不只是发展模式的优劣，更是政府协调社会利益和保持政局稳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