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本来已消停了一阵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随着去年年底日本政府的再次施行重又刺激了全球神经。如果说以前美国的三度量化宽松迫使全世界无奈接受的话，那么，正逐渐失去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日本此次“发飙”，各国会欣然接受吗？假如不能，那是不是要来一次全球性的“宽松竞赛”，并最终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引爆货币战争呢？

　　在我看来，“战争”似有点危言耸听，倒是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久治不愈所产生的宽松货币政策“依赖症”非常值得警惕。倘若宽松的货币政策能给经济复苏带来某些有益的东西(且大于副作用)，这种依赖倒也无可厚非，就像当年的四环素，今天人们只注意到其对牙齿的危害，却不想当年它治愈了多少人的疾病。如果宽松货币政策能有当年四环素的效果，那也足可告慰世人。但事情恐非如此。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及代表人物，可追溯到凯恩斯、弗里德曼那一代学者。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衰退的经济需要刺激，而以增加货币数量来实现刺激，不仅合理，也很合情。尤其凯恩斯，他认为政府不仅要幕后指使，还要积极参与，即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此拉动相关产业并最终带动整个经济回暖。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理论显然忽视了市场对投资的激励与约束，就是忽视了市场的决策权，而认定人(即政策制定者)比市场更聪明。尽管有后人的市场失效理论做支撑，但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人定胜天”的想象终归被证明不过是大脑中的虚幻而已，根本起不到实质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无限额注资”政策会失效了。

　　然而，货币学派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不尽如人意，问题不在“宽松”，而在没有很好地与市场结合。既然不能证明人比市场更聪明，那就不妨把最终的投资权交还给市场好了。于是，“改良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再强调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而转向刺激市场参与者主动出击，增大投入、拉动经济。这也就是后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逻辑鼻祖。

　　但这就有个很严肃的问题了：市场参与者在经济衰退期不愿意投资是因为苦于“无钱”吗？抑或产出价格不够高？如果是前者，那问题不是出在货币政策上，而是出在货币发行机制上，即货币发行未能实现顺应乃至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若如此，政策制定者应去解决货币发行问题，而不是实施货币政策。如果是后者，问题可就不是出自经济体外部而是内部了，亦即经济发展自身存在问题，比如结构问题、方式问题等，而这些内部问题与外部的货币刺激几乎没什么关系，此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都不免隔靴搔痒。

　　更严重的是，这种盲目的宽松政策的后果往往适得其反，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脚步，最主要的就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胀。尽管我不同意“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确是造成日后通胀的主要推力。在此还有个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适度的通胀将会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其逻辑是：适度通胀(即产出价格上涨)将会生产者获得更多利润，从而刺激生产者加大投入，当全社会投资热情普遍上涨时，经济复苏即可来临。假如这样的逻辑成立，那是否意味着通胀率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呢？如果是，那人类为什么还要研究如何抑制通胀，该研究如何激励通胀才对，这显然与科学规律和历史事实都相悖；如果不是，那怎么证明什么样的通胀适度，而适度的通胀确有刺激净增长的作用呢？

　　尽管学术研究对于后一个问题并无结论，但政策制定者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握住数量，就可用类似于数学试商的办法来找到合适的通胀率来刺激净增长，这实际上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逻辑基点。而且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还不错，美国就是很好的佐证：钱印了不少，通胀率却相当稳定。这也许就是后来者跃跃欲试，打算效仿的原因吧？

　　但是，且慢。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人做得通的事，别人不一定行。正是美元是世界唯一主导货币这个特殊地位，才造成了“一面是印钞机在印钱，而另一面却是美国国内物价稳定”的特殊现象。换成其他货币，事情还会如此吗？

　　不过，这里面也确实存在一个“怪相”，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006年以前资产估值水平与本币币值是负相关的，但今天，这个规律倒过来了，而且没有看出重新回归的迹象。日本这次量化宽松同样“换来了”股市的一轮涨势，尽管两者不见得是必然联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Lex也认为两者无关。但就算是巧合，那也是“合”在那儿了，这就更容易使那些还没有采取量化宽松的国家产生幻觉，进而形成宽松冲动。倘若如此，那量化宽松将会像毒品一样侵蚀各国的经济复苏，而“吸毒者”却还沉浸在暂时的虚幻之中，这才是量化宽松竞赛可能带来的最严重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