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上再次呼吁，当务之急是深入研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他说，改革总体方案不能像过去那样“打草鞋”，“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不能任由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自做“顶层设计”，形成向他们利益倾斜的格局。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对设计大改革方案提出疑虑。他说，制度是设计出来的，还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存在探讨的空间。他对设计一个改革的“大系统”感到“诚惶诚恐”，“心存疑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关键是明确哪些方面要“顶层设计”，哪些方面应当“自然生长”。

　　笔者的看法是，越是贴近政府、政治体制方面，对“顶层设计”就越是依赖。因为这些改革都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是对管制权力的压缩，某种意义上属于抑制型、收缩型、调整型的权力改革。让揽权部门、垄断势力和地方政府捆住利益的手脚，谁会自觉自愿，束手就缚？所以必须统一规划，立足长远，痛下决心，深化改革。

　　而在和市场更为贴近的那些领域，则不应强调行政色彩强烈的这个那个设计。原因在于，相比于企业，政府无法掌握足够的市场信息以支持决策，很多政府“设计”都带有主观主义和想当然的成分。比如城镇化，某些地方的“设计”，本质上就是让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相反，近十年来，不少城市远郊兴起了大规模的住宅区、“卫星城”，拉开了城市空间，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主开发的（政府则主要在大的规划和市政配套方面发挥作用），这种“城镇化”是将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转移到周边集聚，同时带动周边发展。

　　开发商名声不太好，但这十几年，如果不通过他们，不通过基于市场判断、依靠市场力量去形成一个经济上可持续的模式，都交由政府去设计和投入，可能吗？

　　要言之，无论改革还是发展，设计还是不设计，涉及还是不涉及，首先还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谁更有条件接触和搜寻充分的信息，谁就更应拥有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要是该设计的没有设计，不该涉及的又去涉及，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