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原有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结构调整，全球经济重心从西向东转移，中国成为焦点。一直以来，“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究竟能达到多少”都是学界、市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事实上，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是――经济进入“转型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增长进入“换挡期”。
　　曾培炎：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可保持7%-8%增速
　　厉以宁：应修改或取消工资标准和级差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受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和国内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房地产调控等综合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由多年保持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回落到2012年增长7.8%，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似乎在业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多数专家26日在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由于基数增大和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并非常态，但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较高，处在重大战略机遇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表示，中国长期保持GDP两位数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到个位数增长的阶段，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曾培炎指出，“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换挡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对此判断，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表示赞同。他从学理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分为潜在的经济增长和实际的经济增长。基于此，裴长洪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会在7.5%左右。
　　裴长洪指出，在未来若干年甚至十年内，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仍然会比较高，大约7%到8%，但实际的经济增长有时候会背离潜在经济增长，多数情况下，实际增长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8.2%，2014年增长8.5%，与上一次预测持平。报告指出，中国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改革，拉动私人消费，从而重新平衡经济。为此，与会专家在金融领域、城镇化问题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三大突出问题都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陈锡文：
　　城镇化不要使用“虚胖”的口径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城镇化是今后中国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最大的源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曹文炼表示，要解决城镇化问题，首先就要解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财务问题，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提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解决这些年来出现的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还有农民的市民化落后于工业化等几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地方投融资的资金来源问题。” 曹文炼表示。
　　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指出，衡量城镇化率使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得到的结果也不同，不要使用虚胖的口径，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陈锡文还指出依法依规推进城镇化，不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依法是法律有一系列规定，依规是土地利用建设规划。如果严格按照土地规划来办，按照法律来办，从土地所有形态来看，农民会受到损失。但是从其他方面，比如说经济补偿、生活改善、住房、社保等来看，城镇化则可以改善当前生活，保障长远生计。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对此表示认同，他还指出，当前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大城市化要转为小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是要创造更多的非农的就业岗位，让我们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原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也指出，“中国的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使中国的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必须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现代工业化，走出这样一条路子来，现在我们强调经济要转型升级，实际上我们城镇也要转型升级。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实际上城镇的发展方式同样也要转变。”
　　王国平指出，未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把破解城市竞争力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把发展放在解难之中。
　　杨凯生：不应把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对立起来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对于金融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将会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认为，不应该把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对立起来。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所谓要更多关注实体经济的声音多起来。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在此前美国金融市场上衍生品的交易量过大，一些衍生产品层次过多，结构过于复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许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众多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内容和风险，大多是不甚了了，有的只知其然，而没有深究其所以然。
　　他还指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提供更有效、更完善的服务，这样才能把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处理好。因此，不应该把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对立起来。
　　“目前中国的社会融资仍然是高度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虽然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现象有很大的改观。”中国银行行长潘功胜认为，建立一个合理均衡的社会融资结构，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未来我国金融业改革重要的内容之一。
　　他同时表示，未来金融业改革的重点是要积极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优化组成社会融资结构，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推动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强市场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了市场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论坛上表示，受历史原因、行业垄断、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初次分配体系。因此，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上，应从七个方面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厉以宁认为，目前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所形成的初次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针对收入分配改革重点，他提出了七点建议：
　　首先，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竞争的环境；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修改或取消部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以贯彻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条件。
　　第二，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地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促使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消除不对称行为。厉以宁建言，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促使第一次分配趋于完善。
　　第四，在二元劳工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应该促使低劳工市场向高劳工市场转变，同时，提高职工的受教育程度，给予其更好的升迁机会。
　　第五，鼓励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员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
　　第六，在当前要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给予更多的人受教育的机会。
　　此外，对于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上。此举涉及到教育资源的分配、文化资源的分配、卫生资源的分配的均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