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应该加速转型升级这一说法虽然已经在市场上被普遍接受，但企业一遇上经济困难政府便改变初衷，使出常用杀手锏———投资刺激。经济是得到改善了，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应当认识到目前的经济放缓不是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而是结构性问题。

　　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外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自奥巴马总统任职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重新成为重点。此外，国家间汇率竞争及贸易壁垒矛盾也正在增加。从内部环境来看，政府对付经济放缓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通过投资的刺激。世界化学制品巨头陶氏化学公司总裁Liveris本月初表示，中国制造提供商又开始活跃起来了。而仅在两个多月前，他还说道，中国中小企业正面临现金流问题，倒闭就将开始。那么，为什么在欧洲和世界经济持续放缓之时，中国企业却能快速复苏？Liveris接着说道，中国制造提供商又开始购货了，显然他们得到了资金。他的推论是正确的。媒体报道，仅7月、8月，部分省市发布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涉金额就超过10万亿元。9月，发改委公布的众多项目批复公告，投资规模预计上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10月同比增加20.7%，为5月份以来最高。

　　这次中国企业度过危机还如同2009年一样，是来源于政府的直接经济刺激。原本想借助危机迫使企业转型的愿望如镜中之月。在市场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欢呼之时，笔者却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所担忧。看来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而企业转型的成功迫切需要宏观政策的转型。

　　中国企业应该加速转型升级这一说法虽然已经在市场上被普遍接受，但企业一遇上经济困难政府便改变初衷，使出常用杀手锏———投资刺激。经济是得到改善了，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应当认识到目前的经济放缓不是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而是结构性问题。虽然中国仍有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但仅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无法改变结构性问题。中国企业低附加值、低利润、缺乏竞争力的积累将使今后转型变得越来越痛苦，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制约。

　　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但这种调整是基于市场、政策引导来进行的，而不应当是政府的大规模直接干预。利用市场、政策从宏观上创造合适的环境是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最有效手段。笔者认为宏观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转型：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树立知识技术的重要性是基础。否则就没有企业愿意花大气力进行科研，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仿制他人成果和投机取巧。在短期内，企业会因此而有利润，但不仅自己永远成不了一流企业，其对研发的负面影响也减少其它中国企业成为一流的可能。没有技术做担保，中国产品就只能还是“中国制造”、“中国组装”，而不会是“中国创造”，中国企业低技术含量的事实就不会改变，企业转型升级的长久基石就不存在。

　　第二，打破地方保护壁垒，加强市场经济机制。保证资源的自由流动，让市场优保劣汰是企业转型发展的动力。否则，各地政府就可能只注重本地区发展，国家整体发展却无法得到重视。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原本高利润行业，但在近年众多地方政府盲目支持、保护下，不顾条件重复建设严重，恶性竞争激烈，造成产品价格在短短几年下跌超过80%。不但目前中国光伏产业奄奄一息，而且欧美还以反倾销名义要对中国企业课税。钢铁行业同样如此，目前国家有大中型钢厂73家，平均每个省有两家。高能耗，产能过剩，但高技术钢产品却少之又少。不合乎社会需求发展的企业在地方保护伞下不但继续生存而且消耗有限的资源，其结果只能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路堵窄堵死。在短期，在地区政策歧视不能消除的情况下，对于各地区的利益，可以考虑合作制，建立合作区，实行利益共享。

　　第三，正确选用经济发展指标。长期起来，经济发展是以GD P为衡量标准。在目前，要取消地方政策壁垒还不现实，只有降低G D P与政府的业绩考核的相关度，并改之为与效率、发展质量挂钩的标准才能促进地方政府这个保护伞不再为高能耗、低产出的企业保驾护航，企业的经营模式更新换代才能趋于正常。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仅为日本的十二分之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年6月对C N BC记者说，“中国可以通过投资达到任意的G D P，但这毫无意义。”中国的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才是关键。我们应对GD P这个发展指标的合理性做出再思考。

　　第四，企业转型不仅是对中小型企业而言，也是大型企业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专业化、深度化日益加深，以95%的企业其收入来自一个主营产业为标准，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仅有47%企业达标；到2000年，平均数已经达到90%。而中国企业则相反，在上市最大的300家企业中(包括上证所和深证所)，在2004年这些企业平均横跨2.5个产业，2007年上升为2.6个产业，2010年增加为2.9个。《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扬子江造船集团在2011年第三季度，其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于与造船毫无关系的放贷。事实上，在2011年第三季度，全国18%的融资来自于企业间的放贷。而中国私募基金的27%资金来自于上市公司。国内企业的不专业性令人吃惊。表面上看，中国企业追求多样化也许不是坏事。但实际上是企业专业化的深度不够。如果没有深度，那么产品很容易被模仿，利润空间有限，企业缺乏竞争力。为了发展，企业不得不长期游走于不同产业。今天房地产利润高，就进军房地产，明天风向转了，就放贷。大型企业可以从国家、银行得到几乎是无成本的资金，却不用为投资者利益着想，严重干扰着市场的有效运行。政府完全应当对于非国家战略产业的国企减少国家直接投资，让它们在市场机制下公平竞争。此外，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企业在向海外拓展时，面临的一个严重现实问题就是其他国家认为中国企业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减少和取消国家对非国家战略产业的企业资助对于企业走向国际也是一个支持。

　　目前，国内舆论在转型问题上还涉及税收问题，强调资金等硬件设施。企业转型升级固然需要资金，减少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税率很重要，但并不是解决转型的根本方法。对市场的认识、企管思想、政府政策等软环境更为重要。没有这些做基础，再多资金也无益企业长期发展。中国既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政府就应利用政策来积极调节企业的产业结构。政府在宏观政策的转型上更应得到重视。总之，中国的发展需要整体化战略，更要加强政策引导而非直接介入。政府应该理解经济放缓一段时间对于长期发展来说并非就是坏事，以平常心看待一批高污染、低效率、不合市场的企业倒闭，在宏观政策引导下，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

　　(郭杰群：美对冲基金ZA IS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