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大会落幕《京都议定书》虽生犹死
多哈气候大会再次延续了以往的惯例,在经历了一天的“加时赛”后,于8日深夜落下帷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说,从这点来看,《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多哈气候大会再次延续了以往的惯例,在经历了一天的“加时赛”后,于8日深夜落下帷幕。
本次大会的最大成果,就是从法律上确保了《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起开始执行。大会还通过了有关长期气候资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工作组成果、德班平台以及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多项决议。
不过,受制于各方博弈,本次大会所达成的每项成果都留有“尾巴”,为将来的气候谈判增加了难度。
气候变化组织大中国区总裁吴昌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评价上述一揽子决议时表示:“国际进程虽然‘活着’,但是也仅仅是以最低的标准‘活着’。”
减排约束力有限
大会主席、卡塔尔廉洁和行政监督机构主席阿提亚8日晚宣布,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包括《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实施。
“这是多哈最大的成果,表明了国际进程至少还会继续下去。”吴昌华对记者说。
但这样的承诺显然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目前,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不参加《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的排放总量只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5%,而不再在法律意义上做出减排承诺的国家,其排放总量约占全球的4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说,从这点来看,《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且,即便是接受了《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各国也并没有对2020年后的减排做出实际的承诺。
此前,欧盟曾提出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20%,而这样的目标,目前看来雄心不足。
“欧盟现在的减排量已经达到18%的水平,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能够进一步提高减排的力度。”涂建军告诉本报记者,欧盟之前提出的减排量,是建立在其他几个排放大国也要随之做出更多承诺和跟进措施的基础之上的。但遗憾的是,其他排放大国未能跟进,“现在态势非常明显,需要主要的排放大国共同做出努力”。
资金问题仍是焦点
在资金方面,多哈大会姿态是有了,但也缺乏实质性进展。
大会决议重申发达国家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并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000亿美元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持续呼吁和敦促之下,一些发达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德国、英国、瑞典、丹麦等6个欧洲国家已经为此编列预算。
但吴昌华告诉记者,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不到700亿欧元。而美国“一分钱也没有承诺”。“毫无疑问,这个数字和具体需求相距非常非常远。”他说。
不仅如此,在涂建军看来,“旧账”也未清。今后的谈判难点之一就在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更多地展现政治意愿,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涂建军说。
中国代表团满意大会结果
有专家表示,多哈的谈判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对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实际上很难接受的,因为它们没有看到真金白银。但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它们没有做出太多承诺。
随着多哈大会的落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日前对媒体表示,本次多哈气候大会对《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决定,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大幅减排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增加出资,中国代表团对大会结果表示满意。
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也体现出了中国目前所处位置的微妙。
涂建军对记者说:“中国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从发展阶段来讲,它的立场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但是从需要加入全球气候减排的角度来讲,所受到的压力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所以中国立场是居间的。”
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目前来看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所以整体来讲,中国处于一种要争取时间和空间的心理状态,吴昌华认为,正是这种“不太有效的国际进程”,反而带给中国一些便利。
但与此同时,吴昌华也表示,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国际场合的谈判中,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不管国际进程如何,中国国内的经济和产业转型,以及绿色经济、低碳产业等都应该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