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KON HUANG / CLARE LYNCH

　　400年前，在中国全球贸易高峰时期，中国的铜币曾在亚洲各地和更远的地方被用作国际交易媒介。如今，由于西方经济问题不断，而中国表现相对强劲，许多经济观察人士预测中国将恢复其在货币上的突出地位，具体地说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种说法远非信口闲谈。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世界最有活力的贸易区域的支点，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方面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与数十个国家进行了货币互换，放开了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以及香港的人民币计价基金，并允许外国央行有限地参与国内银行间拆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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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艘1800年左右的中国商船。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人民币的大量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应当怎么做。很少有人问及中国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北京方面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并不明显。中国务实的领导层历来十分重视保持经济稳定性。但随着决策者放松对资本流动以及利率和汇率的控制，货币国际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自由化无疑将导致更大的震荡。

　　如此一来，决策者还将不得不放弃对货币政策的部分控制，因为保持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的币值和实用性的压力可能与国内需求相矛盾。在历史上，国际货币需要通过保持庞大预算赤字或经常项目赤字来扩大其在国外的供应，而这两种做法都是北京方面十分厌恶的。这些代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和德国过去为何双双反对将自己的货币国际化。那么，中国为何要考虑人民币国际化？一些人认为，更高的铸币税（发行本国货币获得的利益）和以本国货币为进口商品定价（并避免国际收支危机）的好处对中国具有吸引力。但中国曾经激烈抨击美国利用这种“过分的特权”。

　    还有人认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式的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者并非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推行更多市场改革的托辞。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改善中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金融市场，并从根本上解除其资本管制措施。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深入探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改革本身是有益的，而不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汇率自由化。经过多年稳步升值，人民币已经接近均衡水平。在美元和欧元波动性增加、中国贸易前景恶化的情况下，人民币没有明显的升值或贬值压力。现在是中国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对市场信号灵敏度的好时机。

　　──放松资本管制。资本账户自由化常被说成是改革进程中的绊脚石，因为它意味着资本可以逃离中国。过去一年已有一些人对中国“资本外逃”敲响警钟。但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内的高储蓄率和相对亮丽的增长前景降低了这种风险。

　　事实上，允许更多资本外流对中国来说有多种好处，比如增加中国企业和家庭的投资选择，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内房地产市场和影子银行产品的危险炒作。允许资本流到国外，还会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竞争，从而促进它的发展。

　　──利率自由化。这方面改革在短时间内的实现难度更大。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在中国形成真正由市场驱动的利率就找不到切合实际的途径。只要政府继续把国有银行当作准财政工具来分配资源、忽视加强财政系统对于资源分配的必要性，那么利率管制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这些行动将耗费时间和精力。暂时来看，北京应该多注重这些一项一项的改革，少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不过在接下来要说的一个领域里面，人民币国际化的某些实验可以带来一些短期利益，同时为将来提供一些经验。这个领域就是区域贸易。

　　中国接近一半的贸易都是加工贸易：从东亚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在中国组装，然后出口到西方。亚洲多国货币与人民币的联动已经超过与美元的联动，这意味着东亚的生产协作网络可以将人民币用为“参考货币”。

　　中国以及整个亚洲都将受益于人民币使用的扩大，从而在亚洲区内贸易中提高贸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经验。

　　中国对大部分亚洲伙伴都维持着较大的贸易逆差，也就是说，人民币在亚洲各地都有需求。这意味着，协调亚洲货币在短期内有望提高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甚至区域储备货币的用途，正如美国贸易逆差有助于美元维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此一来，人民币在亚洲贸易区的角色变化，将为展望人民币更全面国际化的实际影响提供一个有用的机会。

　　（作者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Clare Lynch是该研究院初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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