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济放缓总会加剧债务负担，不论对家庭还是国家而言，都是如此。现如今，它们都在想方设法减轻债务，有些人甚至想逃避债务。

　　一些沮丧和愤怒的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经常把2001年公然蔑视国际社会的阿根廷当成榜样。当年，阿根廷依靠半是强迫、半是协商的手段，从上世纪90年代堆积起来的债务大山下脱身，实际上强行剥夺了外国债主的权益，而后者则被视作危险和邪恶的化身。

　　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增强举债的信誉，阿根廷用本币盯住美元的办法自缚手脚。结果这个战略成功得过了头：巨量信贷循味而来，流入阿根廷经济，引发通胀式繁荣，削弱了出口竞争力。到了2001年，本币贬值（脱掉货币紧身衣）和部分违约的前景变得不可避免。违约之后，又搞了名义上自愿的重组，让债权人承担了一定损失。

　　迄今为止，阿根廷模式看上去还算成功——阿根廷经济从2001年起稳步增长。也正因此，阿根廷模式对南欧债务国极具吸引力。

　　但最近，在一起对冲基金债权人诉阿根廷的案子中，纽约一法庭判阿根廷败诉，这一裁决令其主权违约和国家破产的可能性激增。因为一旦法庭裁决支持不妥协的债权人，而债权人的抗辩权利又得到其他司法行动的承认，那么“自愿”重组的一切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越来越多的债主会群起抵制债务减记，转而用尽一切手段控制阿根廷的资产，抓住多少算多少。

　　对阿根廷而言，这已成了眼前的现实。纽约一案中胜诉的债权人之一Elliott Capital已在加纳成功扣留了阿根廷海军的一艘教学舰——三桅帆船ARA Libertad。如果纽约裁决引发阿根廷其他债务的连锁违约，实际上将中止该国的外贸，导致国内多重商品短缺和通胀进一步攀升。简言之，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举债模式一样，21世纪头十年里搞的阿根廷减债模式已经完全破产。

　　两大基本事实造成了全球经济无解的两难处境，也把诸如阿根廷和希腊这样一些国家变成一种“不可能的逻辑”的受害者：第一，债务持续增加；第二，不存在摆脱债务的好方法。

　　过去20年间，金融业的爆发式成长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债务积累。但缺乏一些积极的突进——例如GDP激增——使得至少一些债务人无力还债。

　　真正的债务违约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违约的风险和成本是巨大的。债务人将被逐出国际市场，无从购买基本的进口商品，而大规模违约的拖累则可能导致债权人破产。

　　结果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博弈——最近的例子就是希腊自愿重组的传说——双方都看到了前面的深渊，然后回过头来不再对抗到底，以避免双双沉没的结局。

　　上世纪80年代拉美就经历过这种两难局面，当时它的债务算术已经难以为继。在危机伊始，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在拉美债务上的风险敞口达到200%，在这种情况下，过于坦率地承认债务不可持续性一定会搞垮全球金融体系。

　　为了避免赤裸裸地违约，拉美的主要债务国多数接受了异常痛苦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例外是秘鲁，该国于1985年违约，沦为国际弃儿。在主要债务国当中，只有巴西曾于1987年正式出现过短暂违约情况。正如时任巴西总统的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后来所承认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摧毁国际体系。我们能抓伤它，但最终是它能摧毁我们。”

　　但它并没有这么做。上世纪80年代，各国银行继续出钱，好让自己从危机中脱身。管理现代债务危机总是绕不开一种超越常规的逻辑——在出现“坏账”之后继续往里砸“好”钱，希望借此掩盖债务难以为继的事实。在欧元危机中，同样的逻辑也在起作用，公共部门的现金接手了私人部门的坏账。

　　无法去除的债务这个现象反映了当代生活其他棘手的方面。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其他类型的负担，尤其是无法删除的信息积累。电子邮件、社交网站和微博账户都留下持久的记录，即使时过境迁，也将伴随用户。过去的遗产不断浮出水面，给当前的行动设限。

　　就像国家也许想要勾销债务从头开始一样，个人也可能生出过断然擦除电子痕迹让自己解放一下的念头。但这样做会把有用信息连同干扰信息和无关信息一起毁灭。如果干干净净重新开始是做不到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新信息的洪水淹没旧信息，将后者稀释到无足轻重。

　　引申到债务谈判领域，将一切债务一笔勾销从头再来也是做不到的。既然如此，只有一条出路：源源不断地提出新诉求，让旧债相形见绌。既然你不能忘掉过去，就注定只能稀释它。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历史学教授。马俊翻译。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