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0年前保持8%的增速比较容易

　　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做了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预测，引起了一些关注。这个预测用的购买力平价指标，考虑的是真实收入。学界对购买力平价的争议比较大，因为这要看采用的价格水平，如果价格水平用差了，结果会差很远。IMF的物价抽样集中在城市，而中国农村的物价略低，因此价格水平不见得准确。由于物价的抽样难，估算就难，所以可靠性差。要做跨国比较的话，用现行的汇率比更可靠，而且一目了然。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8%是比较容易的。今年的GDP增速减缓大体有两个因素，一是出口增速下降，另一个是房地产增长减速，主要是政府政策调整导致的。这两者对GDP增速影响各占1个百分点。所以说，今年的较低增长是短期因素造成的。

　　未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稳定在10%非常有可能，这也将是中国出口的一种新常态，这一数字略高于世界7%的平均水平。至于房地产，只要政策放开就会上去。因此达到8%的增速很容易。按照中国增速8%，加上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我国的名义GDP在2020年超过美国没有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番，只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就能实现。

　　政府补贴企业太多，不应再维系下去

　　尽管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问题，但中国经济模式的危机已显现，即政府与资本的结盟愈来愈紧密，长期下去会出问题。政府大量资金在补贴企业。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政府应该补贴生产。这让资本受益，结果肯定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财富从家庭部门转移到了企业部门，且转移的数量巨大。比如，政府通过利率的管制向储户征收通货膨胀税。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5.4%，一年期存款利率由2.75%调整到3.5%，一年下来的通货膨胀税就是1.5万亿，而受益者是企业、银行和政府。

　　目前中国政府很多补贴是浪费掉的。比如某汽车企业今年上半年60%的盈利都是靠政府补贴，一些国企更是躺在政府补贴的怀抱里。再比如新能源汽车，尤其是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很高。未来汽车的技术路径应该是什么？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以目前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光伏产业为例，其实中国的光伏企业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只是在做低端部分的硅片生产，利润越做越低，而且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部分。欧洲对中国光伏产业征收反倾销税，倒是可以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继续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产业是否真的合算。中国的高新技术花费了巨额的投入，肥了少数人，最后可能发现路走错,投入完全打水漂。

　　政府大量补贴企业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推动GDP的增长，二是搞技术研发，三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四是利益集团在利用政府官员的上述想法，从老百姓口袋里捞钱。

　　高新技术需要做无数试验，失败概率很大。政府与少数企业的结盟将促使失败概率变得更大。技术革新得让市场去做。中国要在技术方面赶上美国，必须先学美国的做法。美国政府的投资通常放在最要害的技术（如核能）和基础研究领域。

　　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海量补贴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2020年后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按现在的价格计算）后，风险就会日渐明显。中国或许会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徘徊在这个水平上，难以继续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补贴企业创新，不如补贴教育

　　如果中国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另外一个重大原因是中国的教育落后。中国目前过于注重正规教育、高等教育，忽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在推动农村的职高技术教育方面并不成功，原因是职高教师要有实际经验，专业要适应市场要求，多数中西部的职高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的调查发现，中西部职高一年级学生的成绩还不如他们入学时的水平。他建议中国应普遍开展普高教育，有能力的再去接受职高教育。

　　政府与其补贴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如补贴教育。首先，可以考虑全面推行普通高中教育，从9年义务教育推广到12年义务教育。然后，有一个高职教育规划，将高职教育当作大学教育来办。第三，中国有1.6亿新工人，他们中的80%教育水平在9年以下。而未来20年内，他们依旧将是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以他们的技能水平，无法胜任中国的技术升级。因此在岗培训非常必要。如今私营企业根本不管，怕培训完后工人跑掉了。这部分的工作必须由国家来做。

　　政府的投入只有放在“人”身上，才能产生持久的增长动力。一些官员没有意识到这点，因为教育回报要多年后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实际上，对人的投资回报远远超过对某个技术和企业的投资回报，并且教育投资的价值将传递给下一代。可以说，对人的投入怎么强调都不够。不可想象，一个国家50%-60%的年轻人教育水平不到9年，人均收入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如果能，那将只会少数极其富有。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而奇迹的延续更是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价值。在中国经济从低端制造迈向高端制造的过程中，对人的投入跟不上，“中等收入陷阱”就可能真的到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