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闫立良

　　“要防止（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候出现超调，同时有的刺激性政策要适时的退出。”央行行长周小川在18日举行的2012年金融街论坛上称，这次金融危机大家提出来，货币政策要进行逆周期的调控，不能太过于顺周期。国务院对货币政策的要求过去一直是科学性、前瞻性和要求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针对性、灵活性的描述。他在17日举行的2012财新峰会上强调，货币政策如果只关注低通胀，会对改革造成抵制。

　　要有效的选择调控工具

　　周小川指出，具体而言首先就是调整的方向，另外就是数量，还有就是时间特性，先调快后放慢，还是先调慢后放快。还有就是在多变量的时候，在多个调控工具的时候，要有效的选择调控工具。

　　“所以实际上经济宏观调控系统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比较，这个沟通是非常有用的。”周小川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提出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系统的顺周期性，成为了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周小川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观察的系统状态变量既有经济增长率，又有通货膨胀率、就业，还有国际收支平衡。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个，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央票、回购等这些工具。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市场就会变得复杂，计算也可能变得复杂。但是人们所做的努力还是尽量把这种复杂的系统尽量简化，这样使得沟通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简单。同时，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如何检查货币政策的调控是否有效，还有一个评价的函数。这种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变化导致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增加变量改进调控效果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现在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和工具，例如流动性覆盖率、杠杆率等等内容。”周小川说，这些内容中国也是率先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行，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就确定了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人民银行也向所有金融界各大银行给出了宏观审慎框架的一个初步的计算公式。这个计算公式在自变量方面包括了若干的状态变量和变化的数据，比如说国民经济增长多少，银行贷款增长多少，资本充实率现在是多少，现在的流动性指标怎么样。有了这些指标，就可以通过反馈的形式计算出一些指标性、调控性的目标。与此同时，这是一个两层的调控，假如银行的状况偏离了这种反馈调节状态，央行还可以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给予一种激励，希望能够达到那个调控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解释，宏观审慎调节框架是在过去原有的反馈调节系统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观察变量和调控工具，使得它中间同时也是工程化的，也是定量的，有方向的，也有时间特性的，用这种办法来实现经过金融危机以后改进的货币政策调控。

　　周小川强调，对于中国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采取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调节，可以讲实现了率先复苏，而这个复苏在全球也是很受鼓舞的，提振了信心。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任何一种调控都不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也可能有过冲，有超调，也会有振荡。如果振荡希望它是一个衰减的振荡，这样这个系统能够比较快的实现稳定。

　　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

　　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普遍存在“过热冲动”，所以货币政策始终需要强调防范通货膨胀。

　　他同时表示，货币政策实行多目标制，首先还是因为中国经济处于转轨过程中。央行的货币政策要保持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健康，同时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不易实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将始终处于不健全、不健康的状态。如果只关注低通胀，会对改革造成抵制。

　　周小川表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这与当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历史经验有关。双顺差会导致流动性投放过多，对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产生重要影响。与其被动地考虑通胀，不如把国际收支平衡当作货币政策的一项目标，这样能更主动应对。

　　“货币政策手段运用上，是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政策的特点是：快速反应、力度充足、适时退出。”周小川在总结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