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6日—18日，国际金融论坛(IFF)2012年全球年会在北京举行。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在哪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向和路径是什么？中国如何调节收入分配机制？中外经济学者、政府官员等与会嘉宾就此进行了探讨和对话。本报撷取其中的真知灼见，汇集成编，以飨读者。

　　

　　中国对全球经济平衡非常重要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彼得·伯特里尔

　　中国现在消费占GDP的比值慢慢增加，内部不平衡性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中国仍然需要制定政策来推动个人消费以及家庭消费

　　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长点，我相信中国将会成为很平衡的经济体，这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过程也是很困难的。世界经济的传统发动机是美国，美国的经济总量尽管还是比中国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们在讲全球经济平衡的时候，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慢慢改变，我希望中国能够平衡经济，经济转型能够继续深化，能够有7%—8%的经济增长。这需要很长的时期，需要进行很多的计算和实践。

　　中国的经济转型，首先我觉得重中之重是增加公共投资的有效性。现在中国公共投资的收益率相对比较好，而私营部门的投资收益率也在不断上升。

　　其次，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转型方面，我希望现在能出台更加市场化的农村土地政策，并不是要改变所有权，而是应该让市场来进行主导。

　　第三，中国现在消费占GDP的比值慢慢增加，内部不平衡性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中国仍然需要制定政策来推动个人消费以及家庭消费，中国的家庭消费已经在世界上落后很长一段时间了。

　　家庭消费占GDP和投资消费占GDP的比值现在必须要得到平衡，应该更加注重跟收入相关的政策。我要强调一点，要减少有城市户口和没城市户口的人之间的差距，在城市里没有户口的人正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现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让地方政府改革户口的相关政策，所以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中国必须要有进一步的财政改革。

　　我们说消费的时候通常会说到家庭消费和个人消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点，其实政府本身也是一个消费者，其消费占GDP很大一部分。现在仍然有空间能够改善政府对于社会安全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和开支，这样可以帮助中国平衡自己的经济，对于国际社会也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 熊建整理)

　　鼓励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改革设计得再周密，也可能有不少缺陷，因此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地方发挥积极性、允许试错、积累经验、再逐渐推广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中国的金融改革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多数人都比较注意观察那些中央做出的决策，比如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汇率改革等。

　　同时，我们也要鼓励自下而上的改革。有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积极性也很高，都要求进行改革试点。它们感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巩固它们的经济发展，巩固它们的创新。与东欧国家的“改革疲劳症”不同，中国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比较强的改革热情。不断有基层提出来，希望批准它们进行改革的试点，还经常加上“综合试点”，意思就是希望多要一点政策。

　　改革是一个允许试错的过程，可以试点，最后做错了，吸取经验教训，有些东西取消了，有些东西修正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现象比较多，在其他的特别是小一点的国家很少见到呢？我个人分析，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发展又不平衡，世界上很难有国家给它提供非常成熟的经验。

　　改革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开始即便是设计周密的改革，也可能有不少缺陷，但在试点过程中间就得到了学习，以后就可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实践。

　　谈起改革，有的同志抱怨，说改革就是谁先向中央要来政策，早晚都是推广到全国。其实也不见得都是这样。只不过大家容易记住的，都是那些成功改革的例子，也有不少改革是试错的，后来纠正了，大家慢慢就忘记了。比如农村信用社改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先进行一个省的试点，2003年的时候扩大到8个省份，再扩大到29个省份，前几年又把海南加上了。但是第一个试点的时候，财务方案的设计就失败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可持续，改革不能获得根本的成功。所以，要修正方案再发起第二步试点。这是一个有试错、自我学习和取得经验、不断修正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决策可以继续鼓励创新、鼓励地方发挥积极性、允许试点、积累经验、最后再把好的经验逐渐推广。

　　(本报记者 林丽鹂整理)

　　居民收入翻番需政府企业让利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汤敏

　　我们在关注收入分配的时候，首先要关注一次分配，也就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只有政府和企业让利，才能实现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我们在关注收入分配的时候，首先要关注一次分配，也就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而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整个GDP大概平均每年增长9.8%到9.9%左右，居民的收入增长大概在7.1%到7.7%左右。过去10年，GDP年均增长10.7%，城市居民收入年均增长9.2%，而农村居民的增长是8.1%。

　　总体来讲，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30年下来平均差3个百分点，而过去10年差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10年GDP增长若在7%到8%左右，按照过去30年情况估算，居民收入增长也就是5%左右；按照过去10年情况估算，也就是6%左右，还达不到7%的目标。因此，如果我们不做大的结构性调整，要保证居民收入翻一番比较困难。

　　首先要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说，政府和企业要让利，才能保证城乡居民收入每年7%甚至稍微高一点的增长。这样，政府至少要让利1个百分点的GDP，甚至1.5个百分点。政府让出来之后，不是说这个钱全部到了居民手里，可能一部分让企业拿去了，反过来企业也要让1到1.5个百分点的GDP。这样，政府和企业同时让出了大概2个百分点或更高一点的GDP到居民的手上以后，才能保证在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这个让利需要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决心。

　　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政府的税收不能再增加，或者说增速不能比经济增速更快。所谓“让”，就是要税收增速比经济增长慢一些，我们说的1到1.5个百分点，目前情况下大概5000亿元到7500亿元。到了2020年，1个百分点左右就要1万亿元。同样，企业也要减少他们的利润，比如整个国有企业一年的利润大概在23000亿到25000亿元左右，仅仅银行一个领域就是12000亿元左右的利润，想办法让它们让出一定利润来。同时，民营企业中那些暴利的企业也要让出一部分利润。

　　(本报记者 林丽鹂整理)

　　提高效率对增长的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对于GDP究竟是10%、8%，还是7%的增长率，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即使GDP增速低一些，也不会有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增长模式存在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我们从苏联引进的增长模式，主要特点就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致使投资率不断地提高。现在，我们的投资率可能接近50%。这容易出现消费不足，需求不足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之所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是因为出口导向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21世纪初期，我们已认识到原模式不能长期维持。必须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

　　如果不能在增长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增长的贡献，那增长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继续提高投资率，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不断地提高投资率，消费率不断地降低，需求变得不足。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使得最终需求更加不足……

　　所以，从长期发展看，急需改变增长的模式，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只有如此才能维持一个较合理、合适的增长水平。

　　对于GDP究竟是10%、8%，还是7%的增长率，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即使GDP增速低一些，也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个增长模式的改变进展还比较缓慢。

　　面临当前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们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中国面貌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改观，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会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沈寅整理)

　　银行要加强服务实体经济

　　银监会副主席 周慕冰

　　商业银行的业务和产品同质化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银监会正积极推动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保持了稳健的运行态势，资产负债表的稳健度进一步增强。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28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5%。2012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9810亿元，同比增长20%。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银行业稳健运行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从短期看外部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商业银行存在不良贷款反弹上升的压力。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利率、汇率等基础性金融变量的市场化改革都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商业银行的业务和产品同质化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为此，这些年来银监会积极借鉴以巴塞尔III为核心的国际新监管标准，推动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发挥监管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

　　2012年6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不仅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还包括了操作风险，同时还明确了资产证券化、场外衍生品等复杂的交易性业务的资本监管规则，引导国内银行审慎开展金融创新。

　　《管理办法》还结合国内相关政策科学设计了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扩大对微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投放，有利于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近期内，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和流动性状况良好，已经能够达到新的监管要求。从长期来看，银监会将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沈寅整理)

　　生活类消费升级促进经济转型

　　天津市常务副市长 崔津渡

　　投资、出口和消费，归结到一点，最终的目的全都是消费，出口也是给别人消费，投资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生活类消费的升级与提高是促进经济转型当中非常重要的方向和方面

　　生活类消费是发展的目的。生活类消费的升级与提高是促进经济转型当中非常重要的方向和方面。

　　投资、出口和消费，归结到一点，最终的目的全都是消费，出口也是给别人消费，投资本身就是一种消费。

　　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消费有两种不同的分类，一种是生产类的消费和生活类的消费，一种是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在过去的30年当中，从家庭生活消费来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到后来的电视机、洗衣机，再后来就是汽车，现在变成住房，有了上千倍量级的提高。

　　为什么很多城市从原来高速的增长开始了增幅不断回落？原因是家庭消费遭遇瓶颈了。普通老百姓有了房子以后，再往下怎么走呢？从房子里吃饭到房子外面吃饭，再到周游世界，从温饱到休闲是消费升级的一大步。有的老百姓买了房子就不再干别的，我们要动员他们干别的。

　　另外，所有生产类消费都要为生活类消费服务。生活类消费有一部分又存在于生产类的消费之中。未来，与老百姓生活满意度有关的生产类消费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发展。

　　一是交通。从早期的人力、畜力的交通，发展到后来有机动车的交通，现在则有了复合式交通，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二是市场发展水平。原来有店铺，后来有了商业，再有商务，最后形成了一个市场。我们很多地方还停留在店铺和商业的水平上，商务的水平还没达到，和市场化的体系相比还差得很远。

　　三是公共服务能力。经过发展之后，这方面我们逐渐成熟了不少。将来我们和欧美国家相比，至少在基础设施和日常生活起居的条件上，要做到差不多，只不过有的好地方更豪华、更集中、档次更高一些。

　　(本报记者 熊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