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宗庆后绑上所谓的“民意”，举起“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旗，向合作了11年的法国达能宣战时，王巍却像是纯粹的看客评论着这位备受关注的民族企业家，“娃哈哈事件不过是江湖作坊与现代企业的冲突,连江湖的规矩都没有履行”。虽然记者预见到他会依据法理与市场道德来评判娃哈哈和达能的对错，但他的评价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他说：“娃哈哈的事情已经闹了一段了,除了宗总自己不断地高调叫板外,我们只看到娃哈哈员工们和经销商们的效忠信,也看到了几个地方政府的支持函.好像并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簇拥者.当然,网络上的愤青们必定会乱扔些石头了,其中误伤宗总的也不在少数.专业人士们几乎都不置一词,的确是无从下手，他们看不到有起码水准的理性愤怒,只是絮絮叨叨自相矛盾的怨恨。我的问题是,到底谁让我们一向尊重的宗总蒙羞?”王巍这样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从去年的向文波到今年的宗庆后，我们从民族情绪的狂热鼓噪中究竟领悟到什么呢？当媒体和愤青们为各自的理念吵得一塌糊涂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倾听来自专家的声音呢？在这场大讨论中也许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解和传统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思考会把我们带向理性，这正是我们采访王巍的原因之一。

    记者：你一直在说，要有契约精神，那么通过娃哈哈事件，如何理解“契约精神”？
    王巍：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了整个市场转型时期。对一个国家来说，市场转型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过去关注改革都比较沉重，谈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变革，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强势理性的思维往往会给改革者过分的自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干的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帮助人民进入新的阶段，而这一武断、强制的理念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变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但实际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微不足道的。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很多情况不是体制改革，而仅仅是去调整、理顺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商业与市场是多元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进行交易与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交换的过程要达到大家可以计算、判断和衡量，就需要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契约。契约精神是维持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进行理性判断、预测以及比较的基础，实际上，契约精神恰恰是一个商业社会最基本的文化，是基因，而我们中国向来缺乏这种文化，缺少这种基因。士农工商，商一向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所以认为这种基因并不重要，使命更重要，其实基因是同样重要的，所谓这种基因就是商业契约精神。商业契约精神实际很简单，就是说话算数，一旦作出了承诺必须要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我们在经济改革早期过程中都有使命感，走到今天使命感已经不够了，要靠所有能够活跃市场经济的细胞，这些细胞我们又严重缺乏。我们整天看到的都是不履约，从个人不履约、企业不履约到政府不履约，不履约带来的结果完全是破坏性的。作为政府更要履约。比如徐工收购，不管外国人怎么不对或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是毕竟他们是按照中国的程序走下来的，按照所有中国的合同程序办的，不能因为感情问题，或是带来社会所谓经济安全问题， 就可以推翻契约。可能这个契约我们亏了，那么可以在下个契约中重新考虑，原本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但我们不是，基本都是毁约，包括德隆集团垮台，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失约。当年德隆向银行贷款了5个亿，突然让提前还，可是贷款凭什么要提前还啊？贷款提前还不了，就要强制抓人、送监狱，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至于企业不履约就更多了。

    记者：可否为我们剖析一下企业不履约的最典型的事件？
    王巍：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出的“娃哈哈达能事件”，关于娃哈哈我看到了一些采访，虽然实质上的东西我了解得不是非常清楚，但是从语言上看是煽动民意，用“八国联军”这样的词汇来绑架人们的感觉，好像娃哈哈怎么样了，中国人民就会被损害了。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在商不言商，谈政治、谈民族、谈感情，这就错了。最让我惊讶的是宗庆后在公开地这样表示的同时，娃哈哈的全体职工代表发表声明，有组织地进行抗议、请愿，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公然写信介入企业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个完全的倒退。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个媒体在批判这件事情，至少要批评政府没事别掺和。这里政府所关注的，估计就是娃哈哈在当地设厂能解决当地就业，说达能不支持西部开发。但是达能为什么要支持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是中国的大事，达能作为一家外国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义务。还有说达能当初设置了骗局，坑了娃哈哈。这些语言都是非常恶劣的。10年前，如果没有达能，娃哈哈能走到今天吗？这叫什么？这叫过河拆桥，背信弃义。中国如此著名的企业家这样做，让我觉得非常震惊。虽然我们也非常注重国家经济安全，但是用国家经济安全这样一个伟大的口号，煽动民意是很危险的。这几年来，我们能看到不少类似娃哈哈达能这样的事件。

    记者：目前就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他们的契约精神是一个什么状态？
    王巍：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资源、资金和经济实力，更需要商业精神，这是市场最基本的因素，对此我们还缺乏理解。我们要懂得这个最基本的精神，或叫文化。过去我们都讲言必行、行必果，就是这个意思。之所以现在缺乏契约精神，不讲规则，这和我们的整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我们会觉得中国人聪明，其实田忌赛马是违约的，赛马是有规则的，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假使将这种赛马方式放到讲规则的市场经济中就是不讲规则。在与外国企业进行收购的过程中，我们宣传中国人如何聪明、智慧，但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最重要的，商业契约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底线。拥有了商业契约精神之后再去研究智慧，不能整天研究怎么耍小手段，不讲规则、讲聪明智慧，这是很阴暗的。这次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就是要培育这种契约精神。这个会议，虽然熙熙攘攘，人多的像大集市，看上去不是很像样的资本对接、签约市场，但是成千上万家小企业家互相来谈论问题，我要说的是，在大量企业有选择情况下，有着大量博弈，这就形成了规则，形成了契约精神的基础。因为选择多，你不和我讲信用，我可以和别人讲信用，这样很多企业竞争，谁有信用就和谁合作，就会形成业内规矩，形成一个圈子，谁不讲契约，谁不讲信用，就被这个圈子踢出去。过去这样的会议是政府组织的，不讲信用的人在里面骗了就骗了。但是现在不同了，是市场行为，契约不是教育出来的，是在市场竞争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不履约不是道德问题，企业不履约就会使经济上遭受损失，就会出局，所以从道德上教育人是没有用的，需要经济上的制裁，还有舆论上也要转型。我们的主流媒体强调加入全球化，都说得很雄伟，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要建立公民企业社会，要做全球500强，目标都很宏伟，但是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目标都放下来，不要谈这么大的目标，谈些遵守规则的基本问题。中国人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进入国际。全世界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最怕中国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不断变化、不可测、不透明，中国现在世界上的形象就是这样，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预测、不透明、话不说透，说话含糊、搞深沉，这些为今后毁约创造余地。中国为什么要深沉啊，因为要给自己留出不断变通的余地。中国人太能变通了，不断变通，这个变通的结果就是没有规则。所以我们看外国人都很单纯，其实我们把外国人也玩得很厉害，这30年来我们吸收了很多的国际资本，不要光看到外国制造了骗局，中国人骗外国人的也不少。可是骗了外国投资者，中国人本能地觉得好，光宗耀祖。这样看问题对国家没有好处，被中国诈骗的外国企业有之，但是没有哪家媒体把这个当作大事，没有。但是中国人一旦被外国人骗了，民族主义情绪、本土情绪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不公允。像达能事件，中央政府就做得很好，没有轻易出手，这是企业和企业的事情，地方政府作出反映，因为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了。

    记者：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看待达能事件中引发出来所谓的经济安全问题呢？
    王巍：我们现在经常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都感觉很牛，但是，要知道有家喻户晓的金砖四国，我们只是其中一国而已，而世界范围内又岂止金砖四国在发展，大家都在发展，各个国家的状态都很好。其实是中国自己在夜郎自大，觉得咱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了。但是，看看我国的外汇指标，有多少外汇投资到中国?是投资到外国的子公司里的，却算到我们头上了。问题就出来了，说中国经济崛起，我们用什么来支撑？去年出了个电视大片叫《大国崛起》，我看了以后感觉很失望，因为没有谈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这些市场制度中国怎么能够崛起呢？《大国崛起》中谈到俄罗斯的崛起归结到3个人的个人事业，是他们导致了大陆崛起，这不是开玩笑吗？看完这部片子会让人产生一种廉价的感觉，就是觉得关于崛起的所有条件中国都具备了，我们该崛起了。我认为，没有民主精神，没有真正市场经济精神，这个大国还是发展不起来，全球经济在中国这个地方崛起不等于中国的崛起。大家去年争议我们并购公会搞的一个工商联提案，很多人都说我们工商联提案是打击外资，因为我们谈的是国家经济安全底线，中国经济必须加入全球化才能安全；政府应当大力扶植本土全球化公司，而不是垄断国企；国家安全不是政府的判断，而是市场能够和政府的共同判断，是双方博弈，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过去很多做法都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所以，我们强调的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是打击外资、打击全球化，我们是要拥抱全球化，要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放在全球化基础上、放在共同博弈的基础上，而不是泛泛的，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口实，行巩固垄断、保护落后之实。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记者：在现有的市场契约环境中我们要关注什么？
    王巍：首先，就是政策博弈的效果大大减弱了。包括股市，大家都知道，不是靠几个政策、谁说几句话就可以玩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因为政府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将来如果政府不处于市场中，它就会被边缘化。政策博弈是有的，建设部发的文当天就收回，这种事情多了，我们都知道关于外资方面70号文和11号文就是完全相反的，国土局161号文和40号文完全相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反的文件出现？因为他们知道都要站不住脚了、都开始拼命抓自己的权力，也就不协调了。政府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同时还要谴责企业家搞短期行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都没有长期计划，企业凭什么要有长期计划啊！国家在投机，企业家凭什么不投机？这就是社会的大环境。其次，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最大的好处是在全球范围内来做价值评估，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国内觉得很牛的公司到外边却没人要，国内不当回事的企业在外边可抢手了。像阿里巴巴、百度，在中国根本就融不到钱，但美国人就看好。像我们不看好的张朝阳，全世界都欢迎他，这就是价值的评价体系不一样。另外，金融工具与公司构架复杂化，企业家领袖魅力展现了，过去根本不需要什么企业家，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党的安排。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出现了柳传志、王石等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企业家出现了魅力个性表达，包括了他的视野、激情和才技，今天是中国给企业家提供了舞台，有魅力的企业家出现了，而企业家是个创新过程，就是不断地靠个人激情、个人创造，不怕失败，不怕摧残，前赴后继往前走，这样才能成功，企业家必须有非常坚强的信念。

    记者：前不久在天津召开的2007中国国际融资洽谈会和2007中国并购年会，ACG的一些会员参加了，在此前您与天津政府去美国路演，与美国方面有很多接触，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王巍：美国有很多基金都想参与“中国概念”，那他们就觉得很有面子了。我觉得其中很多基金不是很大，但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应该把这些私募基金引荐到中国。但是中国人都喜欢大的机构，像KKR这样几百亿资金的机构会觉得比较好，但是这样的机构一般都和中小企业没有关系，人家看中的是大企业。美国很多基金比较小，那么我们就争取到几十家来天津。我的体验是资本是一只堂前燕，是可以飞入平常百姓家的，资本交易不都是巨型的堂前燕，如何把那些堂前燕引入百姓家？那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洽谈会的方式，让这些中小企业与基金来见面，这么多的小资本来到中国与中小企业见面，这是真正有意义的，可以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资本国际化的机会。天津市长戴相龙有一句题词“参与全球资本流动”，在融洽会参与资本流动，就是参与全球资本流动。今天论坛的模式也是最简单的契约精神的体现，这就是大家商量寻求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没有人按住你的脑袋要求你必须和谁恋爱，按照资本运作的思路去谈，没有人逼迫你去做什么，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增加自己的选择。我个人感觉这次会议的独特意义就是资本这种很神秘的、强势的东西能够流入平常生活，特别让中小企业受益，这在中国的各种会议上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