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六大以来的10年间，中国经济曾出现过热苗头，也曾面对突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货币政策既要“抗通胀”，也要适时适度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10年间，货币政策主动实施逆周期调节，宏观调控拿捏有度，科学灵活。在今年中央决策层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后，央行于上半年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于6月和7月接连两次降息，为“稳增长”创造了适宜的货币条件。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在公开市场仅用逆回购就将市场流动性调控得松紧适度，货币政策调控日臻成熟。

　　主动调整 熨平经济周期

　　10年间，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适度宽松”及至又回到“稳健”，根据实体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这“四档”之间灵活切换，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流动性，平抑资金价格，抑制通胀，熨平经济周期。

　　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货币政策均做出了相应调整。

　　第一个阶段，2002年以后，我国经济在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步显现出过热苗头。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从2003年4月创造性地启动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SARS疫情结束后，央行开始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政策工具组合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

　　2003年9月21日到2008年6月7日为止，央行共2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

　　2004年10月29日开始到2007年12月21日，央行共9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其中包括三次非对称加息）。

　　2005年3月17日，央行提高了住房贷款利率以抑制房地产泡沫。

　　第二个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速急剧下行、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央行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释放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为提振信心、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央行从2008年9月25日开始至12月25日共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中小金融机构从17.5调至13.5%，大型金融机构从17.5%调至15.5%。从2008年9月25日开始，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执行不同标准的存款准备金率。

　　从2008年的9月16日开始到12月23日，央行共进行了5次降息。

　　第三阶段，2010年，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及世界经济逐步复苏，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从2010年1月18日到2011年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5%，中小金融机构达到18%。在央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下，流动性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得到了加强，有效控制了一度出现的物价过快上涨势头，保证了货币条件向常态回归。

　　从2010年10月19日开始到2011年7月6日，央行先后5次加息。

　　第四阶段，2011年10月份以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外需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加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央行按照中央关于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有效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

　　从2011年12月5日开始，存款准备金率进入又一个下降周期，到2012年5月18日，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执行20%的标准，中小金融机构降至16.5%。2012年6月和7月央行又再次降息，并于7月份推进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当前，经济缓中趋稳的态势初步形成，经济指标也发出了若干积极信号。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十六大以来的10年，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指出，十六大以前，1978—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2002年以后，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0.45%。与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

　　据测算，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达到了9.2%（国家统计局修正值），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的13%（国家统计局修正值）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和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为11.1和10.4个百分点。正是源于货币政策的主动调整，才得以最大限度地熨平了经济周期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我为主 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美欧日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部分新兴经济体也频繁采取降息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尤其是美联储在9月宣布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计划（QE3）后，让中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全球性的量化宽松带给中国经济的是热钱回流，国内货币供应量进一步膨胀，大宗商品价格继续攀升，输入型通胀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在前期货币政策的发酵下，中国在10月份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亮点颇多，经济缓中趋稳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先要关注这一波全球量化宽松政策对国际市场及中国的影响，然后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实际所面临的问题而出招。”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强调，因为随意出招，很容易出台对本国经济不利的政策。

　　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指出，“防通胀、稳增长、创就业、维持内外平衡”，是中国面临的四大政策目标。易纲还表示，今年中国CPI涨幅有望保持在2.7%左右，今后需密切关注农业和农产品价格以及输入性通胀对CPI的影响。

　　“防通胀”被列为央行四大政策目标之首，且对输入性通胀保持高度关注，足见央行对通胀的警惕。由此也可得知，在后续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防通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前期稳增长政策下，四季度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为7.8%，全年也有望达到相同水平，明年增速有望小幅回升，达到8%-8.5%。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约2.3%，全年约2.7%，而明年物价将进入上行周期，预计当年CPI涨幅约为3.5%。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对经济也持有类似观点。贾康认为，2012年经济一定会实现7.5以上的增速，而且企稳筑底回升的惯性将体现在2013年一季度。

　　连平分析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拐点已至，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放松，必要时可在明年下半年考虑向收紧的方向微调。明年下半年后可能小幅加息，资本流入和资产本币化的步伐将会加快，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增强。

　　业界普遍认为，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灵活的逆回购操作可替代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由于逆回购兼顾“量调控”和“价调控”的双重特点，因此，央行今年下半年以来以逆回购来缓解或调控市场流动性有中长期的政策考量。逆回购操作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常态化工具，并成为当前利率传导机制中的基础因素。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以静制动’，不宜做大的调整。片面强调货币政策作用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虽然能够刺激经济，但同时也会产生通胀和资产泡沫。”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指出，鉴于货币政策宽松的负面隐患，未来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尽量通过招投标方式交给民间资本去完成，不要轻易动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

　　虽然国际经济形势仍比较迷茫，但国内经济形势却已是日渐清晰。这就决定了未来的货币政策仍将是“以我为主”。央行在今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强调，把握好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风险防范三者的平衡，重在保持货币环境的稳定，为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和稳定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将更加注重从实体经济需求出发而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