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城镇化，现在也到了转型的关口，需要新的战略和思路。

　　在10月29日举行的复旦——哥伦比亚中国经济论坛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认为，中国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和挑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发展，在城镇化方面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

　　陈钊称，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是控制速度，二是限制大城市规模。“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城镇化率从47.5%增长到51.5%，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不到，陈钊称，这慢于现有的城镇化平均速度。而且根据国际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跨越50%以后，事实上是加速城市化的，所以中国的这个速度是太慢了。

　　同时，“十二五”规划说特大城市是要控制的，要控制人口，这事实上是对大城市规模的限制。另外一个控制城市规模的是建设用地指标控制。陈钊称，现有城市化战略是通过户籍、土地制度对大中城市、特大城市限制、控制，这样的战略思路并不符合效率的原则。

　　在其研究中，他把中国、东京、纽约圈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上海加苏州的面积和东京圈面积差不多，这两个区域在单位面积、人口密度上是接近的，决定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空间的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治理能力。而统一比对下来，发展上海圈比东京圈更有潜力，所以他认为不应该限制大都市的发展。

　　此外，陈钊还表示，如果把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的数量做一个比值，2000年全球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比例0.29，中国是0.12，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远远少于全球水平，即使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也只有0.17，所以中国大城市并不多。

　　与此同时，中国大城市规模并不大，用人口空间的基尼系数看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全球是0.56，日本0.66，中国只有0.42，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不够大。“所以中国城市既不多，也不大，为什么限制呢？”陈钊还发现，中小城市的发展得益于大城市的发展，越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这些中小城市是更快的。

　　通过户籍、土地政策，事实上限制了大城市发展，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的大学生上升比例是低于全国水平，户籍制度反而限制了大城市内部高素质人们比例的上升。

　　陈钊说，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和土地的政策控制，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

　　由于土地指标控制，东部地区发展受到限制，中西部地区土地比较多，所以片面地追求土地面积的扩张的城市化，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所以全国平均来看，确实土地的扩张比非农人口的扩张要快，但是这个差距在东部是最小，西部最高，说明西部土地浪费很严重，这是低效率的表现。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个新的城镇化的战略。

　　第一个是资源配置，应该强调市场化的配置，而不是通过人为的，通过政府对户籍制度、土地指标的控制进行，

　　陈钊称，自己所做的一个实证研究也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潜力是最重要的导致产业选址、空间积聚的因素，给定市场潜能在东部是最大，所以土地、户籍制度不能阻碍这种市场效率的发挥。

　　另外，陈钊表示，城镇化战略应该强调大城市带领中小城市这样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模式。

　　最后，陈钊称，这样一种发挥市场作用的过程，事实上是从一个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失衡。真正所谓的平衡，不应该盯住总量指标，而是人均指标，东部虽然规模很大，中西部GDP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劳动力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到东部，这样中西部的人均的GDP可能也是很高的，并且只有劳动力充分释放，导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土地禀赋、资源禀赋上升以后，中西部地区农业的现代化才能真正体现。

　　“现在的政策看上去好象是为了防止失衡，但是恐怕恰恰导致失衡，因为即使有这些土地制度的限制，有户籍制度的限制，集聚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发生，由于户籍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劳动力不能充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导致地方发展的失衡，所以要转变思路，要选择一条新的城镇化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