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信托业出现了很多危机：华澳信托与实德集团为20亿元信托款诉诸法院；中诚信托30亿元的矿产项目爆仓，遭到工行拒绝兑付；资产规模达4000亿元的海航集团项目被信托公司下马；国投信托运作山东泰莱“三无”项目；吉林信托承接金融掮客项目被骗1.5 亿元……这些案子，都是信托管理能力明显不足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经过了前期大规模的貌似蓬勃的发展，中国的信托业却并不知道自己的管理边界在哪里，风险已经在积聚。

　　 根基的坍塌

　　较高的投资收益+良好的信托兑付历史，形成了信托规模不断上行的基础。而这两个基础倘若任何一个坍塌，对信托来说都是致命的。

　　然而，我国的信托很有意思，许多人一想到信托就认为是固定收益产品，这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说，信托不是刚性兑付的产品。民众之所以会认为是固定收益产品，跟信托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刚性兑付有关系。由于牌照的价值很大，而且过去几年经济一直上行，使得信托未曾出现大面积的兑付危机，信托在民众当中积累了很好的口碑，同时匹配一直高于银行理财的收益，使得信托非常火爆。中国的信托业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的吃利差的行业。

　　对于信托投资人而言，关注的本身其实不应该是信托，而应是具体的项目，因为决定投资收益的最终是项目的风险。可现实却是，民众基本上都不看具体信托项目。这种情况也许很快就会发生改变，房地产信托或许会成为一个引爆点。

　　作为撑起了信托业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信托，其兴起，是源于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全面禁入，逼迫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寻求信托进入。若没有房地产的调控，也就没有这几年信托业的大规模上行。信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影子银行”。信托通过其自身的制度优势，人为地阻止了其他金融机构进入这个市场，这种制度性优势下，市场又足够大，所以各家信托公司的规模都急剧扩张。但这种割裂的金融体系，无论是对信托业还是对房地产企业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抬高成本的同时，也加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紧缩，一旦第一个房地产信托出现无法刚性兑付的情况，整个信托业多年积累的良好口碑就会坍塌，以后的发售难度就会急剧加大。

　　那么，信托产品的兜底能力究竟又如何呢？

　　粗略估算，国内所有信托公司注册资本应不会超过1000亿元。目前仅房地产信托就有8000亿元的管理规模。个别信托公司，例如中融信托，2010年的时候注册资本为3.25亿元，净资产为6.75亿元，粗略计算净资本为5.96亿元。但在当时管理的规模是信托资产1315亿元，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为 20.9亿元。净资本/各项风险资本之和为28.5%，远低于新办法要求的100%。换句话说，如果出现兑付问题，让信托公司来兜底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时再来看信托产品，俨然是又一个高风险领域—其实一直是高风险，只是被快速经济增长给掩盖了风险特征。认清这种情况，在未来信托业洗牌的过程中，大量投资人就会逐渐离开这个领域，信托规模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裸泳”的风险

　　另一个常常被投资人忽略的常识是，维系信托的基础是高收益，但高收益必然意味着高风险。信托所操作的事情并不是别的金融机构干不了的事情，在风险的定价上应该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高收益，只能是归结于行业禁入。

　　在中国的分业经营金融管制体制下，中国的信托公司成为了唯一可以涉足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产业市场的金融机构。对这个唯一，看上去什么都能做，实际上却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到最后，信托很容易沦落为通道。激进点讲，信托成为了分业监管制度所带来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自身价值却并没得到体现。过去四年，信托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分业经营的监管体系为信托创造的一种制度性红利，一旦红利逐渐丧失，恐怕就会出现大家集体“裸泳”的“盛况”。

　　回顾信托的高速发展，核心词首推银信合作。可以说，没有银信合作就没有5万亿的信托。信托增长的第一个关键点是2007年，当时银行的理财资金无法进入证券市场，恰恰信托横跨三大市场。在2007年股市火爆的时代，所有银行资金都希望进入证券，信托就成为了主要通道，当时银信合作“打新股”产品在 2006~2007年曾让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以中信信托为例，其2006年年底的信托资产规模仅为385.51亿元，但2007年底飙升到1961.93亿元。

　　然而股市下行之后，遇到银行信贷规模严格受限，银行无法发放贷款，于是也变着法子走信托。怎么走呢？银行拿自己的理财资金去买信托，然后通过信托发放给自己指定的客户。别小看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光这个产品，就让信托在2010年7月达到峰值2.08万亿元。

　　银信合作的本质是一种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借信托的平台予以实现，这种方式的根源其实在于银行受到严格的管制，而银行又有强烈的冲动期望将资产表外化。这种情况下，银行跟信托就“勾搭”上了：银行通过信托来绕开监管。但是信托仅仅只是银行绕开监管的通道，实际控制权和操作性都集中在银行手里—客户是银行的、投资方式是银行定的、投资标的是银行的。银信合作的费率仅千分之几，但由于总量很大且无任何风险，所以信托也就做得风生水起。但是，这样形成的规模再大也没多少意义。虽然信托在里面扮演的角色算不上太坏，但至少不光鲜，也没有议价能力。

　　所以，信托红火的本质是银行庞大的理财资金需要找到出口，说句不好听的话，决定信托规模的是银行，信托在里面就显得没有价值。而银信合作取消之后，紧接上的是银证信合作，玩的是一个套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种纯粹的受托人，不积极主动管理资产的通道业务是没有多大生存空间的。

　　 制度红利消失以后

　　归根结底，信托业现今的火爆，是分业制度带来的制度性优势。但这种优势只能获得一个保护期，如果在这个阶段信托公司无法形成各自的核心优势，未来也很可能会走向没落。信托公司只有成长为具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能力的机构才有存在的价值。

　　另一方面，信托在过去几年发展过于迅猛，人员储备一直跟不上。同时欠缺的还有信托大面积发放贷款的制度以及管理能力。毕竟规模和能力是成正比，和风险是成反比的。规模越大，需要的管理能力越大。任何组织都有管理规模的限制，如果一个公司能管理好一个亿，但你给了他十个亿，下场只能是两个：要么失败，要么收益很差。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托要走的路还很长。

　　如今，信托业的制度性优势在逐步失去，基金、券商的资产管理范围和管理形式都在逐步扩大，在制度上已经越来越接近信托了，而这些机构的传统管理能力也都强于信托。日后的竞争中，信托的制度性优势正一点点被削弱。我不太相信规模上，信托还会有太大幅度的增长—当然，纯粹的作为通道业务的规模上行，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讨论这个还有意义吗？

　　我一直想，现在信托业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规模，而是应该怎么活下去，这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宏观形势急转而下，在还不知道底有多深的情况下，信托业是自己跟自己在拼。如何确保前期项目能度过这个流动性明显不足的危机，成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解决生存问题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建立起与能力相匹配的合适的业务团队。否则这次活下来了，下次也难逃一劫。因为，作为财富管理的工具，纯粹一窝蜂的比规模，而没有形成真正的管理能力，只能导致规模越大，“死”得越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