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五部委近日联合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探索建立国际板、鼓励长期资金入市等方面深受瞩目，被认为是总体利好市场的因素。若从当前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来观察这一改革举措的推进，我们将得出哪些重要结论？《华夏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

　　金改是现实需要

　　但风险不应低估

　　《华夏时报》：你如何评价这项金融改革方案出台的重要意义？

　　谭雅玲：从国内因素来看，国内宏观经济不景气和信心不足以及不确定性等特征都比较突出，因此，需要通过金融改革提升或提振市场信心，给市场一些动力或增长劲头。从十二五规划角度来看，面对未来几年的需要，加紧推出金融改革措施，意义突出。而对于当下经济，更具重要意义。现在市场和社会可能更多关注金融产品、投资或资本市场的运作，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决策层应是基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的需要，选择此时发布金改规划。但这个金改规划，在我看来有些过于简单和操之过急。

　　《华夏时报》：为何这么讲？

　　谭雅玲：现在市场高度关注金融产品、投资或资本市场的运作，这超出了现有经济阶段和经济周期的基本定义的边界。因为我们现在仍处于一个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时代，并未完全进入金融时代，即便要发展金融，也应明确金融要为经济服务，要为经济更强大更繁荣服务，但我们的金融现在的定位却不是很准确。已有的金融工具和已经采取的金融措施并不能得到产品定义本身的价值最大化及其能力收益的最大化。

　　比如利率市场化实际从1996年就已开始讨论并打算采取一定行动，但到现在都落实不了，这是为什么？中国国内经济的基础差异特别大，地区和行业的分布差异特别大。1996年讨论利率市场化的时候，曾经考虑到东西部差异过大的问题，但现在东西部差异缩小了吗？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之中。并且东部地区较发达较高端的品质，实际上在下滑。如果经济实体和经济的实力在这样的状态下追逐投资工具或利益工具或金融工具，那将带来什么？那将刺激极端行为、刺激膨胀情绪，而不能找准方向和位置。

　　经济快速积累之后最应该做的是研发，这个研发的过程要比经济快速积累的过程周期长得多，30年只是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则可能需要60年甚至100年，要把大量的积累变成一个精品和品牌，其过程要比30年的积累难得多。

　　从国际因素来看，外部对中国的改革期望特别大，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品相性、关注程度不断加重。西方各国有金融危机的概念，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中国经济的块头很大，发展速度很快，热点很热，这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其所造成的压力和带来的感受，促进了中国经济尽快与国际接轨，与外部市场接轨，所以采取了很多金融开放和进一步改革的步骤。

　　在内生性因素中，人民币的升值以及人民币当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可能使中国的市场开放或产品的开放或制度的开放更加快捷，这将促成人民币国际化得以尽快实现。

　　全球金融一体化已不可避免，尽管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但心理上、技术上以及数量上的因素已经完全连接到一起，中国不能回避这一点，这也是中国采取开放姿态的重要原因。尽管压力很大，但任何一个推进金融改革的国家或金融程序正常的国家应以自身的需要和状态、能力与水平，来反映自身改革的步骤和节奏。但我们的某些改革却显得有些倒行逆施，是以外部的要求来把握内部的改革，是在自身没有很好基础要素的前提下，去考量开放，其中风险特别之大。

　　所以，我不赞成急于开放国际版，不赞成急于利率市场化，也不赞成急于人民币国际化。

　　今年4月16日，央行发表了一个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决定，人民币浮动区间从千分之五变成了百分之一，市场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情绪高涨。舆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即将实现。但若仔细分析即可发现，千分之五变成百分之一意味着只有百分之一放开了，还有百分之九十九没有放开，对此人们应该感到纠结。如果只关注百分之一，这其实是一种错觉。而即便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为百分之一，也只是在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并不在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所以，在政策指导、舆论解读等方面，不应出现偏差，否则，改革有可能是糊里糊涂的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了7年，现在制度在哪儿？参考一篮子货币，其中有多少货币？每一个货币的权重是多少？正是因为没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有效性和间接性，所以要拼命地推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如果有了汇率制度的完善性，最先有利的就是贸易，贸易权重到位了，还用的着推人民币国际结算吗？人民币国际结算就是为了贸易，人民币国际结算在增量的时候，其参与机会放开了，数量概念也增加了，但贸易的结果是什么？贸易结果是从稳定、小幅度增长到了萎缩和下降的态势，说明措施没有取得政策初衷的结果，而是背道而驰，是反效应。对此，我们应有所梳理。

　　基础要素到位

　　是利率市场化突破点

　　《华夏时报》：强调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金改规划中的一大亮点。在你看来，要确保利率市场化朝着所谓“放得开，行得成，调得了”的方向推进，还需哪些充分必要条件？

　　谭雅玲：针对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来看，现有的操作是反流程操作。我之所以说是反流程，是因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成熟的债券市场，但中国有成熟的债券市场吗？我们首先发展的是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基本没有；是先打开了投资的渠道，而非先打开融资的渠道。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操纵方法与国际反向运行。

　　由此来看利率市场化，其缺乏市场的基础要素，这样怎么能驾驭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前面我提到的地区和行业之间差异很大的问题，不仅让利率市场化的落脚没有平台，反而会进一步扭曲和加剧差异的分裂甚至分化，其中蕴含很大风险。

　　利率市场化应先于汇率的开放，应在汇率制度很明朗之时，再讨论利率市场化。我们现在是在单一盯住美元和参考一篮子货币之间不明确，这样来看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我个人认为是很大的。究竟应以美元为主还是以多元化的一篮子货币为主，这个方向如果不清晰，则利率的参数包括利率自由化的基本定力就没有了。

　　《华夏时报》：作为金改的当务之急，利率市场化的首要突破点是什么？

　　谭雅玲：利率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基础要素没到位，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推开。如果东西部的地区差异依然很大，如果国有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差异很大，则资金的分流和配置就不可能达到均衡。若没有均等，也没有均衡，则利率如何权衡与把握？如果东部的资金需求量很大，东部的效率也很高，则资金就会倾斜往东部走，落差就会进一步加大。其结果将给外资和对冲基金很好很充分的空间，而现在正是投机套利和对冲非常猖狂、高涨的时期，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风险问题。

　　《华夏时报》：从银行经营角度看，金改规划提出的利率市场化及破产制度会否冲击银行盈利，银行垄断暴利时代将因此而终结吗？

　　谭雅玲：银行垄断暴利时代按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像房地产，像中国经济本身，都要遵循价格的基本定律。从银行经营角度看，其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起到社会服务体所定位的标准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的是垄断角色的作用。银行追寻的是工业、农业、商业的利润率，而没有起到工业、农业、商业和国家行政与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杠杆作用。银行自身不符合其行业和产业定位，如果遇到风险和发生亏损，是因为其违背了自己的职责要素和其本业的要素，这样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压力。

　　《华夏时报》：利率市场化和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的变化，对于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谭雅玲：国际上的态势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的自成体系状态非常明显，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现在不能执行。所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按照新型现代商业银行脱离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官僚体制的配置，来解决商业化运作问题。

　　金改规划的落实还应伴随行政体制改革的落实和变动，单纯谈银行体制的变革或转轨与创新，其前景会很艰难。2003年中国的商业银行进行股改和上市，但其结构和行政体制至今并没有改变，各家银行的董事和行政长官都是宏观经济方面的管理干部，而没有市场和经营方面的管理干部。擅长宏观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干部不少，但懂得银行如何去赚钱，如何进行商业化运作的干部不多。

　　发展债券市场的前提

　　是规范证券市场

　　《华夏时报》：金改对股改能否起到推动作用？

　　谭雅玲：金改还是应从制度和金融机构及其整个市场的产品上去用功。中国股市更注重于以资金的数量概念，和投资者的参与程度以及投资者的热情来确定市场走向，而并不注重通过上市公司的能力，包括投资者的技术和经验来影响市场走向。这样的股市，其发展不是正常的发展。

　　《华夏时报》：金改规划中提到的扩大股市规模、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等内容的实施将产生怎样的效应？

　　谭雅玲：这个效应并不对症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中国股市的改革和发展需要通过实体或实业的发展能力来解决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创造力水平的问题，上市公司有价值，股票才会有价格。而现在，上市公司利润在缩水，实体经济在退化，此时期待股市价格上涨，纯粹表现了一种想象力。

　　《华夏时报》：有观点认为，发展债券市场已经成为最制约中国金融改革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谭雅玲：债券市场对中国而言固然非常重要，但既然我们已经走错了流程，我们是先证券，后债券，那么现在如果把债券市场发展起来，其前提还是要把证券市场规范起来，这对债券市场的起步和运行非常重要。如果证券市场发展状态依旧，没有合规合法合理，在不良因素影响下推动债券市场，就仍会走歪路，风险就依然很大。已有的板块如何提升、转型，如何变得与国际标准一致，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再推债券市场，这样二者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用一个新的程序纠错另一个程序，这也纯粹表现了一种想象力，并无现实的可能。

　　《华夏时报》：中国股票市场多年来并没有给普通投资者带来特别多的收益，你认为根本原因何在？

　　谭雅玲：首先是制度设计和上市公司本身流程不够合理合法，各种关系的影响，腐败的影响，缺乏高端技术的影响，这些因素制约了市场的良性发展。其次，没有注重投资者的教育。股市本身需要通过上市公司的品德或品行与品质创造出价值，我们对上市公司教育不够，对参与市场投资者教育不够。上市公司应该讲道德讲良心讲品质，投资者应该讲技术和经验，而不仅仅是区间，这就需要做很多基础的工作，而基础工作现在的充分度和透明度不够，这对市场的良性循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加以检讨。

　　认清人民币

　　国际结算的实质

　　《华夏时报》：一个系统完善的金融运营机制，应有哪些重要组成部分？还需做哪些设计？

　　谭雅玲：首先是法律和制度的健全，这应完全按照市场的需要和市场的规律来架构，而不是按照行政体制或官僚体制的需要来架构。

　　在金融改革中，应该接受西方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但市场的经验化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透彻了解别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深入研究，这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意义重大。

　　中国的国情非常特殊，重点是香港和内地的金融运行机制如何组合。但现在的金融改革有点将香港和内地的改革加以对立与分割的趋势，这对改革特别不利。我们在打造上海金融中心的时候，应该想到如何配合香港，香港是一个对外的窗口，又是一个自由港。如果把香港作为一个主板，而把上海作为一个辅助，上海会逐步做大做强，最终将替代香港，这需要一个过程，但现在定位不准，上海要做，却把香港忽略。香港这样一个特别好的平台，10年以前很有魅力，最近这10年，香港的魅力下降，并被新加坡所超越。这一事实正考量我们的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进程。尤其是香港的国际地位如何加以壮大的问题，这对内地金融改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内地的很多金融改革其实都可以在香港这个平台上试水或实验。现在伦敦也要做离岸中心，伦敦说自己与香港并不发生矛盾，因为伦敦很明白，其必须借助香港这个平台，但我们却并没将这个问题想透。伦敦与香港，应以哪个为主？理所应当以香港为主，让伦敦跟随香港走。

　　《华夏时报》：从“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三化角度看，金改的逻辑顺序是什么？

　　谭雅玲：应该是先内后外，先本土后国际，先在岸后离岸，这个程序应是前提。然后，战略设计应放在第一位，即战略进程、宗旨和目标的设计应是第一位。其次，在制度和组织框架上，不应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结构和体制，而应按照市场的配置和资源的要素来架构。第三，还应讲究流程和程序。若从流程和程序角度看，利率可能是一个先决条件，汇率是在利率自由化的条件下水到渠成、顺水推舟而行。从国际经验和教训来看，实际上有很多范例和版本可以借鉴和参考。从中国实际状况角度去看，计划经济的行政体制特征比较突出，应从根本上重点有所突破，这对社会的经济效益将有很大促进和帮助。

　　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不须走下一步，只须将已经推出的措施落实好。比如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已经改了7年了，具体的健全的制度究竟在哪里？应该给投资者、给企业、给社会、给国际市场一个清晰的概念。美元指数是什么？人民币的指数是什么？由多少货币组成？这是当务之急。不能用人民币国际结算替代自己的货币制度。人民币国际结算实际是对自己货币制度的一种否认，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根本没有弄清我们的改革。人民币国际结算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应对中国的贸易状况，但恰恰是对自己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彻底的否认，这一点应该理清。

　　《华夏时报》：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你认为还需要多长时间或具备哪些条件才会有所突破？

　　谭雅玲：这不仅仅是一个资本项目全部放开的问题，从当前监管的角度看，我们的能力不足。现在外管局对于热钱的概念完全接近于他们的官方语言了，而在两三年之前，外管局把热钱称作异常资金，这说明我们实际在退化。因为热钱本是不可界定的，所有的资金都是为获利而来，都具有逐利特征，不可能通过资金流向鉴别哪些资金是热钱，也很难鉴别哪些资金是投资还是投机。如果监管不够专业，不能很好了解市场，这将是资本项目开放最大的风险。

　　此外，在全民投机套利的高涨情绪中，资本项目开放也面临很大风险，国外高手会借此机会从中国市场套走巨额利润。这对中国的收益和财富保全非常不利。

　　还有，对于中国市场与外部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现在我们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美元过于敏感，对美元的强势霸权，我们都将其描述为阴谋论。我个人认为这没有必要。恰当定位自己的阶段和水平、能力及资质，这对我们的金融改革思路的梳理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