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我接受任命，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履新之前，我对未来四年想达成的目标有所准备。2007年，我曾经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发表演讲，就我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一个国家如何加速其现代化等的思考，做了详细的阐述。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寻找走向繁荣之路。接受世行的任命，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将我的观点与学界进行交流，并希望利用此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瓶颈、障碍，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经过四年的交流，我的这一认识更为深入，同时我也更有信心。四年后，我带回了两本书，一本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繁荣的求索》，这本书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与我在世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结合。

　　到世行之后，有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全球金融危机突如其来，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最严重、涉及面最广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2008年6月我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的飞涨，以及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其发展带来的挑战。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大缓和”，认为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基于此前20年的成功经验，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认为，他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平缓经济的周期波动。不幸的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其实，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对此也有过一次讨论。每年8月底，美联储都会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年度会议，邀请全世界最顶级的银行家、金融学家参加。2008年会议期间，我应邀去参加世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在其庄园举办的小型晚宴。出席这场晚宴的是几位欧美财经货币政策的最高负责人。在晚餐上，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当时最关心的次贷危机。其中一个问题是：30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记住这场危机？讨论的结果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普遍认为，30年后人们基本上会忘记这场次贷危机；这次危机顶多只是将来大学金融教科书里面的小专栏而已。

　　当时我和伯南克临位而坐，我问他，你何以对此有这样的信心？他的回答是：我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对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情形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错误；我们对1991年之后日本房地产、股市泡沫破灭，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也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反问他，回顾他所谈到的每次危机，确实，我们对这些危机发生的原因都很清楚，不会犯同样错误。但是，由于危机触发的原因都有所不同，我们如何保证这次危机没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因素，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危机呢？当时在座的世界经济的领导人们对此一笑置之。

　　三个星期之后，2008年9月，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我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几乎是毫无准备的，而且可以说是未预期到的。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由于在次贷危机前预测了危机的爆发而声名大噪，我却认为他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会引发美国、全世界的危机。他的预测机制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大家对美元失去信心，大量抛售美元，从而造成国际经济大混乱。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后，美元地位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所以，我并不认为他真正地预测到了这场危机。对于危机机制的认识是重要的，因为认识的不同，开出的药方也就不会一样。

　　当9月份危机发生的时候，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我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世界银行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在内部有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以及因时间长短所需采取的不同措施。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危机最多会持续三个季度到七个季度。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危机最长的也就是七个季度；尤其是经过20年的“大缓和”，对金融货币政策的运用自如，时间不可能超过七个季度。如果危机持续时间在七个季度之内，当时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应该使用“自动稳定器”。也就是，危机过程中政府的收入会减少，失业增加，财政支出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所以政府就会有赤字，而这个赤字本身就是一个自动调节器。

　　当时我开玩笑问他们，会不会像圣经里面说的，跟随七年丰收之后的是七年的灾荒，这场危机的持续会不会不是七个季度，而是七年？当时大家都认为我太悲观。但是，我认为危机可能旷日持久难于摆脱，“自动稳定器”远远不够。政府应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用于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内能够增加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的项目上。2009年2月，我公开提出，为了走出这场危机，应该有一个全球的“马歇尔计划”，在全球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以帮助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危机。人们在当时对这一看法普遍持保留态度。

　　另外一场辩论是在2010年10月份。通过20国集团采取协同刺激措施，且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绿芽”（green shoot）。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建议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减少赤字，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负债会增加，进而会影响民间投资的信心，经济复苏前景渺茫。

　　而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政府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减少政府的公共负债，但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会激增，给经济复苏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2011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

　　从这些经验来看，我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发达国家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而发生之后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到位的。我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还不是这些争论，而是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的争论。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前，国际收支有一段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急剧增加。在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和东亚某些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然后用这些储备去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利率，从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2008年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学界还是理论界，在国际上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按照他们的认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二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体吸取了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自保，积累了大量外汇，而要积累外汇，就必须增加出口，从而创造贸易盈余；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造成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也就是东亚，尤其中国，是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些假说在理论上都是说得通的，但它们与经验证据是否一致呢？

　　作为首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当我同别人就此问题进行争论时，总被认为是在为国家利益辩护。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这些说法的内部逻辑似乎是自洽的，确实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并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推出那样的结论。但与经验事实是否相符却值得商榷。

　　首先，东亚经济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至今已经推行了超过半个世纪。事实上，一个可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并非建立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这一目标的基础上，这一战略的立足点其实是融入国际市场，从而使进口和出口都实现增长，并在贸易部门创造比以往更优质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进程成功地使东亚地区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同时贫困率也被迅速削减。特别是在2000年之前，东亚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其实是大体平衡的。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不可能是导致2000年及之后全球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第二，如果说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东亚经济为了积累外汇而“自保”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们如何解释发生在日本和德国的情况？因为对于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它们的货币是储备货币，完全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各种需要，因而并不需靠积累外汇来自保，但2000年后，它们的贸易盈余增加的幅度和速度也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当。同时，1993~1994年，日本的外汇储备只有1000亿，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到一万亿美元。当然这一数值比中国要少，但是增加幅度很高。这些完全没有自保需要的国家，外汇储备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见这一理论同样不具有说服力。

　　第三，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则更为奇怪。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最早是2003年春季由日本提出的，当年秋天，美国也加入这个“大合唱”。众所周知，200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还要少，而在1997、1998年，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的货币币值是严重高估，而不是低估。那么，为何贸易顺差变小，反而认为币值严重低估呢？而且，中国直至2005年才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那时美国的利息已经升高。如果说中国利用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增加出口竞争力，从而赚取了更多外汇，那么相应地，其他同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就应该减少，甚至变成贸易逆差，且其外汇积累也应该减少。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仅中国的贸易盈余在增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都在增加，而且大部分国家的外汇积累也都在增加。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累加尚不到1万亿美元，到2007年则已经增加到5万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自己不能印外汇，如果说中国把外汇都抢到自己国内来，那其他国家就应该减少外汇，为什么反而会大量增加呢？这跟经验事实是完全相悖的。

　　上述三种假说都暗示，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然而，这条故事线并不符合基本的统计数据。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但美国对整个东亚经济体贸易赤字所占的份额却在显著下降。

　　上述三种理论如果是逻辑自洽的，不管哪个，或者哪几个是真的，东亚经济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都应该是增加的。但事实是，1990年代，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是51%，也就是说美国半数以上的贸易逆差来自东亚经济体。从2000到2008年，东亚经济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从51%下降到38%（见图1），这样来看，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东亚经济体在其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反而变小了。所以，虽然国外、包括国内的很多人都接受了以上三种理论，但这些理论同经验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一个理论如果真能解释某种现象，不仅其内部逻辑必须自洽，且其推论也应该与所看到的所有外部现象相一致。而这三种理论同外部现象却是矛盾的。

　　发生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根源在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允许各种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导致了高杠杆。而高杠杆也就意味着允许商业机构创造货币，创造流动性。过去五块钱只能作为五块钱进行放贷，现在却可作为十块钱、甚至二十块钱进行放贷。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萧条和衰退，对利率进行了大幅下调，18个月连续降息26次，从2001年的6.5%急剧降至2003年的1%。在低利率高杠杆的状况下，带来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进而在住房和股票市场上出现泡沫。这些泡沫的财富效应以及金融创新，允许家庭将其在房地产市场获得的财富增值进行套现，导致美国家庭过度消费。由于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并没增加，但财富增加，通过套现增加消费使得家庭的负债急剧增加。连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增加的公共债务一起，美国政府从克林顿时期的平衡预算变成巨额的财政赤字。民间的过度消费、政府的过度消费，自然导致美国贸易顺差的急剧恶化。

　　美国之所以能够将这种贸易逆差急剧恶化的情况维持如此长的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是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其购买行为。由于这种高杠杆、低利率，也鼓励了很多短期投机行为，不仅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同时也鼓励了大量投机资本的外流。200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资本是2000亿美元，到2007年已经猛增至1.2万亿美元。产生的结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过度消费和股市、房地产泡沫，另一些产生了过度投资，当然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繁荣。

　　但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通过经常账户赚取到的美元，还是通过资本流入赚取到的美元，在国内都是不能流通的，只有变成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兑换为本币才能在国内使用。中央银行如果将取得的外汇存放在保险柜里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所以必然结果是，央行将这些外汇拿去购买美国国债，或者进行一些投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说法是，这些国家用外汇去购买美国国债，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些外汇都是美国通过印钞票购买东西和作为外国投资流动过来的。我的看法是，如果在2003年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的苗头时，美国学界、政界、理论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委过于人的话，也许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可以避免，至少其危害程度能有所降低。

　　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同样也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并实行高杠杆运作，另外还允许德国、法国、北欧等国银行可以利用其储备货币到南欧、东欧、拉丁美洲等国家进行套利。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之后，推动金融自由化最积极的就是华尔街和英、德等国高收入的金融家。而低利率的美国、英国、德国正是借助了金融自由化，到国外进行投机。套利的结果，就是债务危机。比如当前正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南欧，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由于大量的银行短期资金进入，一方面支撑了他们的房地产投资和泡沫，另一方面也支撑过度扩张的消费。在泡沫没有破灭之前，由于投资增加、消费增加，给他们带来一段时间的繁荣，而这个繁荣也推高其工资水平，增加政府税收和政府部门的工资福利。在这种状况下，欧盟协议规定政府负债不能超过3%，在非理性繁荣期，普遍都没有超过。这些繁荣都是由短期资金带动的，当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去杠杆化，经济放缓，政府税收减少，也就导致了现在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那么，又如何解释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呢？我认为造成中国贸易盈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处于当时发展阶段的中国，所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恰好是美国所需的产品；其次，东亚其他经济体把他们过去卖到美国去的那些消费产品的制造全部转移到了中国，也就意味着把他们过去对美国的盈余转移到了中国，而此前中间产品的生产仍然在这些国家进行，中国对他们还有大量的贸易逆差。所以，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正是源于此。而中国外汇积累如此之多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一元经济结构，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这些剩余劳动力没有用完之前，即使可贸易部门生产力增加非常快，工资也并不增加，这就给了出口企业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另外，我们进行的双轨制改革，并没有消除历史上的扭曲，而这些扭曲都会增加企业的盈余，使得企业的储蓄率远高于家庭储蓄率，这是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我想把这些道理讲清楚非常困难，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准质疑美国的政策，而且，大家也不自觉地把那些执世界理论与舆论之牛耳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话当做真理。而我想把事实说清楚时，别人总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总是以为我在为中国的利益辩解。

　　新马歇尔计划

　　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要为问题找到出路。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非常清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如果得不到欧盟必要的短期援助，他们马上会崩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比雷曼兄弟倒闭对欧洲、对全世界的影响更大。但是，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为这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如果他们不进行内部结构性改革，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杠杆，那么这些援助都只是短期见效的止痛药，再过长则九个月，短则三个月，同样的问题还会以更大、更严重的方式卷土重来。

　　大家非常清楚，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非常难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在短期内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而目前，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失业率已经如此之高——例如，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失业率达到50%以上。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又有何种动力去推行增加失业率的改革呢？而且关键问题是，即使这些国家有渡过难关的决心，咬紧牙关去推行结构性改革，由于失业率增加，社会开支必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减少，政府的税收又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金融市场就会对政府的还债能力产生怀疑，政府公债的利息负担又会再加重，这是不可持续的。

　　按照过去的传统，当一国发生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基本上是标准化的：要求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他们的竞争力。短期之内失业增加，就通过货币贬值、出口增加，来弥补内需的不足。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他们一笔贷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是标准的“药方”，但是现在这个“药方”起不了作用，因为南欧这些国家并没有自己的货币。

　　虽然欧元区整体可以进行贬值，但遇到了一个限制条件：同样的结构性改革美国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也还没有进行；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21年了，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欧元区和日本、美国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他们的失业率水平都很高，他们的产品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欧元区想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率，美国、日本就要减少出口，减少就业。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欧元区想要以货币贬值的方式走出危机，美国、日本也会推出相应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大家也都看到，欧洲中央银行刚宣布要无限制购买政府公债，增加货币供给，伯南克马上表态美国也会这样做。这样的结果就是出现所谓的“竞争性贬值”，实际上到最后相对价格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对于未来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很悲观。我认为，欧元区很可能会不断开出止痛药，而最终结果都是货币化。美国、日本也很难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所以失业率将维持高位，经济增长疲软。而政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也会积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时积累的政府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则已超过230%。在政府债务大幅增加的状况下，为了减轻政府举债的利息成本，这些国家都会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利率，使利率长期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上。正如日本从1994、1995年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将近20年的零利率。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十年、二十年整个国际经济很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即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而回报低的经济状态。

　　目前，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已经恢复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是实体经济并没有恢复，投资者对此都心知肚明。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普遍过剩，所以低廉的资金不会流向房地产，而会流向股票市场。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下，这会造成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泡沫的不断发生、破灭。此外，过剩的短期资金也会大量流向国外，不仅炒高石油、粮食价格，也会有不少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房市，同时推高汇率。高汇率会影响出口，当实体经济的增长减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会就会变成一个明显的泡沫，而泡沫总会破灭，从而投机资本就会开始唱空，游资大量抽离。这种资金的大量涌入和涌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巨大波动，给宏观管理带来许多困难。

　　未来是否有途径走出这种“新常态”的困境？我认为是有的。正如我在2009年2月份提出的，发达国家如果要走出这场危机，唯一的办法是创造一个替代IMF所提出的依靠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创造需求和就业的机会。出于当前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情况，应该有全球的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够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瓶颈、环境瓶颈等方面，以增加需求。如果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的效果。

　　为什么要在全球范围来推行呢？尽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老旧，可以改善，但是空间有限，如果仅靠其国内的反周期积极财政政策，不足以使其走出这场金融经济危机。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很差的，而且他们往往受限于政府财政状况紧张与外汇不足，无法实施大规模的投资。

　　在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渡危机。好比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在发生火灾逃命时，可以是瞎子背着瘸子。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基础设施的瓶颈，是好的投资项目，但是缺乏投资的资金。发达国家今天的货币还是储备货币，在增长缓慢、失业高企的状况下，最后必然会演变为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既然必然会印钞票，为什么不能多印钞票来支撑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而类似中国这样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过去都是将高额外汇储备投向美国、欧洲购买政府债券，现在债券回报率很低，风险很高，同样也可以将外汇储备用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民间还有很多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等找不到出路。

　　所以，我认为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应该是在20国集团支撑之下的全球复苏计划，除了给IMF提供必要的防火墙资金之外，同时也应该给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各个地区的开发银行增资，使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此作为杠杆撬动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等等。我在2009年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时，赞同者寥寥，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认同这一看法的人越来越多。

　　新结构经济学

　　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是否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中国1997、1998年实施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高速公路从47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000公里，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要让这一经验的共享可行，我们就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做出判断。我在赴任世行之前做过很多相关研究，从数字上看好像很悲观。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到2008年，全世界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能够缩小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欧洲国家或出产石油、钻石的国家，而且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位于东亚。除此以外，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会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潜力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其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两三倍，如果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是3%，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是9%。为什么此前发展绩效欠佳？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问题就是，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理论给予了发展中国家错误的指引。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中分立出来的新学科。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战略，即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追赶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必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具有战略优势的现代产业。而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政府主导的方式，才能建立现代化的产业。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超英赶美战略。

　　但在实践中，这一战略的推行效果非常差。遵循该战略的国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资拉动的成效，但很快就遭遇不断的危机和经济停滞。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思潮发生改变，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配置效率，因此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即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实际的推行效果比原来更加糟糕。从统计数字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速度比60~70年代还要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按照那些理想模式推行的国家，比如苏联和东欧，最终经济崩溃，陷入长期停滞，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所谓的“迷失的20年”。

　　相反，那些成功的国家却是与这些理想模式背道而驰的。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家主张进口替代的时候，成功的发展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而在20世纪80~90年代大家谈休克疗法的时候，中国、越南推行的却是双轨制。当时学界有一个看法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全世界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经济，结果却是中国经济获得了30年的高速增长。

　　所以，当前的发展理论应该反思，为什么那些实施了“错误”政策的国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而遵循“正确”政策的国家反而发展得一塌糊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发展理论没有真正了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本质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存在市场失灵，因而需要由政府给予有效的引导和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比较优势不同，产业结构也不同。如果让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只能依靠政府来保护补贴，实施效果肯定很差。1980年代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固然存在很多扭曲，但那是因为此前全面推行赶超战略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直接去除扭曲，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然都会倒闭，进而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不稳定。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理论应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国富论》只是简称，书的全名叫做《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只是结果，关键是其“性质”和“原因”的探索。《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而工业革命则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也就是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刚刚萌芽，事实上亚当·斯密并没有看到工业革命。因此，在《国富论》中，假定了技术和产业是给定的，在此情况下，依靠“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自亚当·斯密到现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资源配置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结构的不断变迁，而结构不断变迁必然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各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竞争力，并依靠竞争力积累资本，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基础。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倡导这个观点，这与过去的理论在逻辑和哲学观上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缺少什么或是哪方面做得不好。我认为应该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关注自身拥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禀赋下可以做什么，即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而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

　　如果各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应该可以达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8-9%的增长，从而在一代人之间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在两代人之内变成高收入国家。即便是在当前相当不利的国际金融经济环境当中，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保持强劲的快速增长。比如，中国大陆现在雇佣的制造业工人共有8500万人，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工人只有970万，韩国在80年代是230万人，台湾则不到200万人，香港是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目前，中国初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每月2000元人民币，即350美元/月。我相信十年之内工资水平会增加到1000美元/月。所以，这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会像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由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转移到中国那样，也会逐渐从中国转往海外。如果我们沿着正确的发展思路制定政策，掌握新的机遇期，我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都可以进入到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

　　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即以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增发货币，长期支撑其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在国际货币理论中，“特里芬悖论”提出，为满足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从而使得美国拥有的黄金的增速低于美元供给的增长，进而使得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发生动摇。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真正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不是“特里芬悖论”，而是美国过度的财政赤字。20世纪60年代，在越战已造成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的施政目标，大幅增加社会开支，造成美国巨大赤字，进而导致黄金储备不足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加上家庭赤字造成的，而非“特里芬悖论”。

　　如果这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不能快速走出去，美国国力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削弱。美国GDP占全球GDP比重，从2001年的32％一路降至现在的23%，而中国的GDP占全球GDP比重则在不断增加。在这种状况下，世界很可能进入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储备货币。其中重要的储备货币有三种——美元、欧元和人民币。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是否稳定？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认识，是觉得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比较稳定，因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是导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原因，而在多元货币竞争的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缺乏自律，市场就会抛售该国货币，从而导致其失去储备货币地位，而各储备货币国家为了维持其储备货币的利益，也会比较谨慎。

　　我个人的看法恰好相反，因为竞争、自律的前提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健康。而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些发达国家都还存在很多硬伤，很多结构性调整根本无法完成。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在国际流动性过剩、短期投机套利受到鼓励的情况下，我们会经常看到国际投机家唱空这个国家、唱多那个国家，大量资金流入被唱多的国家，一个结果是导致这些国家产生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第二个结果就是使得这些国家汇率大幅升值，竞争力下降，加剧泡沫程度，而这时国际炒家又会说这个国家经济不可支撑，开始唱空这个国家，唱多另外一个国家。最后，很可能会演变为各个国家轮流做庄。这可以给国际炒家带来很多机会，但会给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带来很大冲击，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加不稳定，并进而造成对非储备货币国家的更大伤害。

　　所以在此状况下，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全球货币体系。周小川行长呼吁IMF扩大特别提款权，获得国际上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我认为这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特别提款权背后还是主权货币，主权货币的基础不牢，在此之上建立的大厦肯定不稳固。所以，我建议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提出的“班克尔”（bancor）的改进版——“纸黄金”，来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同时保留每个国家的货币，以固定汇率和“纸黄金”挂钩。

　　“班克尔”是以黄金或者一揽子大宗商品作为基础，而我现在提出的“纸黄金”是完全信用货币，它具有黄金的特性，但又可以避免黄金的弊病，因为它是按照弗里德曼提出的“k比例法则”发行，即可以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增长。这种超主权的货币，可以避免用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同时，保留了各个国家自己的货币，使其拥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目前欧元区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贬值的弊病。

　　实际上凯恩斯当时提出的“班克尔”，在理论上比用美元做储备货币更具优势，但为什么没有被采纳？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比重超过50%，而且那时美国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大家对美国经济很有信心，所以一方面美国不愿意放弃国际储备货币的利益，二是大家认为这样的安排比较方便。但是现在不同，美国总量占全世界比重已经降至23%，十年之内一定会低于20%，而不论美国、欧洲、日本，各自经济都存在问题，而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所以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会很不稳定，这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发行国都不利。因此，我认为类似“纸黄金”这样的超主权货币，对所有国家而言将是消除不稳定的共赢选择。

　　力推“从西潮到东风”

　　我的新书起名为《从西潮到东风》有三个原因。首先，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认为，发达国家有一套完善的理论和完善的体制，发展中国家只要将其掌握并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按此作为样板来实践，就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是，从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我们认识到，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善的理论，也没有完善的体制，这场危机西方世界基本上没有预测到，而在危机爆发之后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滞后的。此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因提出发展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无效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非常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家要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必须了解自身现实，以及要解决的问题本质，并发现机遇与限制条件，自己来发展理论。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DP在全球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板块与权力板块转变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理直才能气壮”，如果理不直，即便我们是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气不壮，使我国在国际场合经常只能按照别人的音乐跳舞，处处处于被动地位。比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国际贸易不平衡的讨论当中，国外的理论一致认为问题出在东亚、出在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东亚很多国家增加外汇储备和出口，学者可以很容易构建一个模型说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出于自保的动机，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有些人可能知道真正原因，但是出于政治需要，“指鹿为马”，但是，更多学者是“瞎子摸象”，只看到表象，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指鹿为马”加上“瞎子摸象”，必然会造成“众口铄金”，因此使得我们在国际谈判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尽管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争论，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但这终究不是办法。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自己进行研究，去了解问题的本质。我们身处发展中国家，除了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提出的问题，还可以看到他们看不到的现实，这样可以使得我们能够提出更全面的理论，来把各种现象解释清楚。比如要解释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还必须要了解到，除了中国与东亚经济，美国之外的很多发达国家同样也是贸易盈余，外汇储备大增，就连拉丁美洲国家也由过去外贸赤字转为了盈余，而且国际经济进入加速区并非仅靠中国的外汇储备，即便是三万亿的规模，与全世界总额相比也是很少的。只有把这些讲清楚，中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

　　最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目前仅为54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接近10000美元，与美国的48000-50000美元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作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有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中国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在作为批判家的层面。要做批判家很容易，只要拿一个理想模型与现实比对，都可以下结论说现实不是理想的安排。但是，理想模型不能作为药方，我们必须要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历史及现状，了解问题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以及解决问题有什么有利和不利条件，如何来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这样才有办法在未来20年、30年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我长期持有一个观点——中国未来20年还有维持8%的增长潜力，很多人表示质疑。但是我们要看到，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中国现在正处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新加坡1967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同样的水平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可以维持20年8-9%的增长，为什么中国会不具备8%的增长潜力？尽管我们当前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日本、台湾、韩国那时也都存在问题。我们要了解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哪些是可控的，如何推动增长为未来创造更多条件和机遇，这样才能推动中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快速增长。

　　同时，这还不只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展建设，他们遵循的大部分是西方的理论，导致的结果却都是屡受挫折。我们作为中国这个最大、最有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结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不仅能帮助中国制定未来20年、30年的发展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应该是全面的复兴，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复兴。我们有责任去了解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推动新的思潮，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化，也可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那样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伟大复兴。我将这本书起名为《从西潮到东风》，就是希望鼓励大家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第66期“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由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交通银行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