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三个问题不容回避：改革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二、30年改革开放到底做了些什么？三、改革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第二次现代化努力

    对第一个问题的粗浅回答是，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带来了崛起之路的展开。从更深层面看，笔者之前曾有评论，从改革开放不但是对文革十年的拨乱反正，而且是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但要考虑现实政治，而且要将其放到近代现代化努力的层面一同考察，这样才能对今天的问题和未来的使命有更清醒的认识。

    1840和1850年代，中国和日本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开启明治维新，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物质现代化，而洋务运动劫以失败告终，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

    尔后，中国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究其原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之下，中国未能达成现代宪政立国的目标，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制度，继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实为罪魁祸首。

    当然，今天的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已非百年前所能相比，但谈到发展硬件和软件上的困惑，百年前的教训仍未过时。为了未来无数个30年，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勇气直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和瓶颈，思考解决之道。

    改革的艰难与困惑

    30年改革开放，到底做了些什么？归纳起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现代化模式的探索，既包括经济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近年又包括生态模式，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这三大模式（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探索，使中国在改革道路上步履维艰，种种深层原因再次折射了百年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贯困惑。

    就经济模式而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步都伴随意识形态争论和多种磨难。凭借最高层的力排众议，每一步都能化险为夷，向前推进。撇开政治阻力，仅就经济模式而言，除了1980年代「双轨制」引起的「官倒」外，1990年代末以后因市场化改革而引发的「三座大山」（即医疗、教育、住房），更是「改革向何处去」争论的导火线。 30年来的争论，除了1979年和1992年的方向争论外，2004年以后的第三次大争论，将矛头直指改革开放，凸现了改革走到十字路口的困惑和艰难。这些困惑和艰难归纳起来，就是民间的通俗说法：不改革等死，改革死得更快。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既有市场化改革的艰难，也有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治和权力日趋紧密的结合，亦即「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不同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大争论中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因市场化偏向而出现的弱势群体被忽视，导致极左势力借此全盘否定改革开放，那么在反对继续改革的人群中，则不但聚集了极左势力和弱势群体，同时也聚集了在改革中受益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

    因此，明知现有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改革解决，但改革的道路劫更加步履维艰。解放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篮子，内涵众说纷纭，与真谛相差甚远。

    经济模式的探索已经如此艰难，政治模式的艰难就更是可想而知。 1980年代末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停止，至少是步子放慢和更谨慎。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如脱僵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如双脚在不断长大，而鞋子依然不变，每天都产生痛楚；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以后，原来的鞋匠不见影了。

    改革彼岸：市场经济、宪政和法治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所有问题都是前进过程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的严峻性劫不容低估。如何在稳健和可操作的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彻底退出微观经济，从根本上树立宪政和法治权威，已经刻不容缓。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彼岸，应是全面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宪政和法治为依归的现代国家。要做到这一步是否还需要30年，抑或更长时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一点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中评社香港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