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安 （北京领先国际金融资讯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从通缩预警到通胀高风险来临不足5月，与2010年6月～11月些许相似。7月数据已预警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同比先后回升进入倒计时：海外流动性、气候与农产品供给、国内肉粮比价均隐含了能源涨价、肉价回升等风险。最新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亦急升5.1个百分点。

　　8月食品价格按年率涨3.4%，月环比急升1.5%；非食品价格同比涨1.4%，环比涨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3.5%，环比降0.5%。这必然制约宽松政策，我们下调今明两年中国经济至7.5%增长与4.0%左右通胀率搭配，一个较低增长、较高通胀时期将开启，政策信号即便短暂反复，也左右不了向上趋势回归。

　　政府短期政策反应有复制2008～2009年真实通缩时期迹象。若今年为防通缩再度滞后超调，则通胀、房价新一轮暴涨极可能卷土重来。旧风险尚待释放，新风险山雨欲来。

　　海外对中国看法存在两极化。近日大宗商品市场即隐含中国等新兴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的盲目乐观情绪。自然，资源品价格高企令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迫使决策者言行由宽松回归谨慎。

　　自去年12月央行已三降准备金率，今年6、7月份于四周之内两降利率；后者实为二季度初前瞻性缺乏、滞后支付更高政策成本；前7月平均新增人民币贷款7707亿元，月均同比超千亿元；二季度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显著回升。而今年余下时间，通胀风险会上升，宽松政策高概率告一段落，应避免滞后超调。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告其5月至8月间陆续批复的60个基建为主项目，其中包括近期建设项目（新增）总投资超6400亿元的25项轨交工程。我们需要思考地方财政如何覆盖项目总投资的25％～45%？商业银行如何防御被迫承担政策性不良贷款？

　　当预算过程法治约束，以及基建过程开放、竞争、监督与制衡的制度与非制度环境尚在完善时，拿投资作调控手段，短期效率很高，但中长期的风险不容忽视。一是给定中国对资源品进口高依赖，价格贸易条件硬约束内需扩张；二是发改委调价方式可追溯1984年9月上旬莫干山讨论。至今油价采用国内调价滞后盯住海外定价、海外市场反之紧盯发改委信息的滞后反馈；三是价格信号滞后，令中国宏观调控滞后超调风险扩大；四是银行业政策性不良贷款升高，侵犯储户、股东权益；五是有粗制滥造和豆腐渣工程存在等。

　　上述是推理中国经济与投资增速内生性放缓的思考维度之一：尽管以人均钢表观消费量等实物指标衡量，中国整体发展水平仅接近日本1969年～1973年。但通胀、房价、不良贷款与公共事故对投资冲动的约束越来越紧，转型是诸多制度、非制度条件及市场供求关系等社会经济规律内生决定，不以哪一个人情感好恶而改变。故此，笔者认为，中国将内生拉长基础设施饱和过程，经济年增速降至6％～7%水平，对应投资增速高概率初步降至15%水平。

　　与日本1969年前后相似，中国新增劳动人口同比增速已于2010年进入负值区间，2020年将下探-2%。在思考中长期增长潜力时，还有必要调研工地老龄化、建筑工人日薪以及“边干边学”的普通技术服务报酬等草根信息。货币、人力资本、抚养比、资源、农产品、草根调研等均指向上述较低增长、较高通胀的新趋势。

　　化危为机、向服务型政府转轨是多赢路径之一，重新梳理民众、企业家、纳税人与市政公共设施决策者之间的各种委托代理关系，理性界定各方权利，建立制衡、问责与激励机制，在透明条件下，一步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