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1998-2002年，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