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资涌入可能带来的本土服务业被低端锁定等风险，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和审慎对待。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当然不能粗暴地阻止外资服务业进入，但也不能无视风险的存在和扩大，这就需要细致分析各类服务业的业务特性，努力将风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建立“红、黄、蓝”预警。同时要制订有针对性的本土重点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培育有竞争力的本国龙头企业

　　今年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虽然结束了连续6个月同比负增长的局面，但增长幅度仅为0.05%。不过，也有东部大城市今年以来吸纳外资规模逆势上扬，连续保持正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新引进的合同外资绝大部分流向了服务业。这一动向，固然与沿海大城市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设想合拍，但我们不能轻易乐观。对于外资涌入可能带来的本土服务业被低端锁定等风险，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和审慎对待。

　　服务业可能也会被低端锁定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外资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制造业外资大量涌入中国，促成了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急剧扩张。然而，在产业技术和品牌控制能力上，我们至今仍远逊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被低端锁定。同样道理，服务业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在提升服务业总量的同时，不能排除也将本土服务业低端锁定的可能。

　　有人说，服务业外资进入中国将给本土服务业施加竞争压力，从而激发本土服务企业创新发展做强做大。这恐怕是理想化的推理。自我国开始引入服务业外资起，跨国服务企业就凭借其明显的先发优势在中国有计划地积极布局抢占市场，零售业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相关研究显示，自2004年底中国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以来，外资已占有高端零售业（超市）的80%以上。这些外资为主的巨型超市的扩张，还带来了外资物流网的扩张，并逐渐排挤本土物流业。结果还使我国部分制造业日渐受制于跨国零售巨头拥有的销售网。

　　再以医药研发服务业为例，许多外资医药研发中心进驻我国之后，为了保持和强化技术优势，往往运用专利战略，用重金收购国内医药企业或研发机构已有或即将完成的发明专利，以使自己的项目快速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外资研发中心的进入能给中国医药产业带来多少技术外溢等促进作用。

　　近年来外资服务企业开始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积极扩张。在目前对外资尚有限制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大多为跨国制造业公司提供着专门服务。一项调研显示，在东部某特大城市，外商独资服务企业的服务对象有64%是外商独资制造企业。

　　但是，由于外资制造企业进入中国已近20年，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实际上已经被分割为两个体系：一是高竞争的、处于低端的内资制造体系，一是垄断的、处于高端的外资制造体系。如此，外资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尽管局限在跨国制造企业，但正阻碍我们完整构建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说，内资生产性服务业会被牢牢压制在低端。而事实上，研发、设计、采购、营销和物流等高端服务业，似也很难在本土的低端制造体系中生长出来，因为这个规模虽然庞大的体系并无法形成对高端的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

　　直接关系到信息安全经济安全

　　问题还不止这些。在当前许多发达地区致力于经济转型、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服务业外资的争夺会不会导致对服务业外资进入领域管控的放松，令人担心。如果放松管控，可能就会带来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等风险。比如信用评级是金融体系中一项特殊的专业服务，它对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进行评价，从而引导金融资本投向。信用评级不仅关系到企业生存、产业发展，而且对于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重要影响。正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越来越多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瑞典、俄罗斯等，都开始发展并依靠本国的评级机构。然而，2006年以来，国际三大评级巨头逐步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大比例地控制了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根据2010年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已控制我国三分之二市场，这很有可能威胁我国金融主权，也使外方有可能利用这种优势获取我国的政务、经济和技术等信息。

　　在实践中，还有一些服务业也可能由于外资进入而引发安全问题。例如咨询业有着超强的信息搜集与整合能力，而其提出的建议往往会影响企业、产业等的发展。多年来，外资咨询业进入中国的速度不断加快，尽管眼下数量占比并不高，但它们在市场份额、业务种类以及客户范围上均占有很大优势。冷静思考，我们很难想象一家外国咨询公司能不计本国的种种利益而为中国企业、产业、城市乃至国家竞争力出谋划策。此外，外资咨询业为获取更多、更权威的信息，总在设法与众多企业、政府部门和本土智囊机构发生密切合作，一些关键信息和数据是否会因此泄露？

　　服务业引资宜有“红黄蓝”预警

　　100多年前，李斯特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并以此反对“比较优势假说”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原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当然不能粗暴地阻止外资服务业进入，但也不能无视风险的存在和扩大，这就需要细致分析各类服务业的业务特性，努力将风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为此，各级政府要改变盲目和被动使用外资的状况，采取宽严适度的引资策略，建立“红、黄、蓝”预警。同时要制订有针对性的本土重点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培育有竞争力的本国龙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