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关厂事件”已引发了多轮关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转型话题的舆论风潮。最新公布的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数据，不出意外地继续下滑，并创下了2年来的新低。数据之外，最直观的是实体经济层面的外资流出。原有的“中国制造”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正在丧失，类似阿迪达斯这样的外资制造业撤离的案例将越来越多，中国的代工产业亟须转型。

　　蝴蝶效应：中国企业外迁

　　不仅仅是国外企业，就连国内服装产业由于成本压力加大， 也已呈现服装厂外迁东南亚的趋势。而多位广州流花商圈的资深服装界人士呼吁，应该增强区域服装的品牌优势抵抗经济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在一些同行纷纷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国内低很多，如越南，聘请一个服装工人只要月薪500 元， 印度最低250元/ 人/ 月， 孟加拉则是300 元左右/ 人/月。但在广州，仅聘请一个车工，每个月最低支付2500 元到3000 元， 一些中高端服装企业更要向工人支付4000 元的月薪。”汕头一家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庄泽群这样说。

　　“广东省内的部分服装生产企业经历了从广州到江西，再到广西，最后到越南的迁移过程， 目前越南的生产成本要比国内低最少30%左右。”业内人士预测， 到2015年左右留在中国的服装工厂或许不足30%。

　　给中国服装、鞋类企业带来挑战的不只是工厂的外迁， 更让人担忧的是有部分消费者开始追求东南亚制造。日前，在广州多家工厂直销店，竟然有不少消费者专门寻找来自越南、印尼、印度生产的耐克的运动服和球鞋。“觉得质量不错，价格还很便宜。”这是消费者给出的原因。

　　“世界工厂”渐行渐远？

　　事实上，除了阿迪达斯，其竞争对手耐克2009年3月也关闭了位于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江苏太仓工厂。同时，到2010年，耐克鞋越南生产的份额为37％，已超过了中国代工厂所占的34％的份额。随着低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与“世界工厂”似乎渐行渐远。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分析说，“类似阿迪达斯这样的个案会越来越多，其背景显然，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等成本确实是在上升，包括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也比较严重，部分外资以及中国的企业都在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等转移。这种趋势会一直延续，对出口和加工贸易的压力很大。”他同时认为，“中国制造”的概念比较宽泛，其中部分对成本敏感、使用较多劳动力的低端产业转移的动力相对较大，而一些更多考虑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及产业配套能力等的，未必会出现迁徙的风潮。总体而言，“中国制造”还难言会因这些现象的出现而发生逆转。

　　“企业出走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的是想获取技术，有的是要获取市场与资源。企业决定是否投资是一种综合的考量，除劳动力成本外，还包括原材料成本、市场的成长空间、政务环境、商务环境以及产业生态环境等等。”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亚斌教授这样认为。以阿迪达斯为例，其将工厂转向中国周边如越南、柬埔寨等地，确实能够降低成本。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目前美国正在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该计划正想方设法吸引企业重新回到美国本土生产。据悉，阿迪达斯已在美国当地建设了一些新工厂。

　　代工企业畸形的利润

　　浙江一家外资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中国制造”的利益链条中，外商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中国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而已。一双售价800元的耐克鞋，材料成本不足百元，渠道成本不到300元，耐克公司要赚400元，中国的生产工厂每双只赚不到20元。如此畸形的成本利润结构下，中国只能在代工过程中解决富余劳动力，或者在随后的原始设计制造中山寨出自己的品牌，但只要人力成本一上涨，外企立刻转身就走。

　　仅仅如此倒也罢了，更严峻的问题是，世界工厂的角色所带来的工业污染，威胁着中国民众的生活品质。对此，著名的环保问题专家梁从诫形象地比喻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是，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了自己的厨房里，留在了自己的泔水桶里。

　　科技含量低、利润低，是“中国制造”几乎“与生俱来”的特点。不少行业内人士将“劳动力成本低”视为优势，并以庞大的“产量”数值引以为豪。但，不掌握核心科技，只付出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其内在含金量并没有多少。

　　“ 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兆？

　　在外资开始撤离的同时，西方国家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对此，我国权威专家认为，不论学界怎么争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特征，也不管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已经来临，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已经处在又一次大变革的前夜。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美国学者杰米·拉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最近2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被大大开发，因特网成了新的通信交流中介，可再生能源与因特网的结合，就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在未来，人们在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就可以相互连接成一种“能源因特网”，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网上分享信息那样，可以在“能源因特网”上分享能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明确指出，“我肯定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存在的。”平新乔认为，人类迄今经历过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发生于19世纪，那是以蒸汽机为能源，以印刷为信息交流中介，以燃煤火车为基础设施的产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20世纪，它是以燃油为能源，以电子通信——电话、无线电、电视——为信息交流中介，以燃油汽车为基础设施的产业革命，它创造了大众消费文化。

　　“我们的汽车工业、房地产业，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制造’，基本上是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甚至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和技术。”平新乔说。由于我国的多数产业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众多企业的科技水平很低，即便决策层和一些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新的科技洪流即将到来，甚至一些企业已经拟定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计划，但许多企业却还未做好迎接变革的准备。

　　吸引“智”造企业进入

　　我国部分产业发达城市如苏州已经具备自主选择企业的优势，可以有选择地接纳外资企业、甚至是有选择地把不符合当地发展战略的产业“请”出去。中国要继续以“世界工厂”立足，需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提高生产力、品质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是企业转向自动化、特别是高科技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进行产业升级，进入更高端的制造业，已成必然。目前需要做的一是建立国内外专利信息库，并及时进行更新，甚至可以将国外已经过期或将要过期的专利“捡回来”；二是与国际机构进行技术联盟，共同分享和投入技术，避免文化冲突；三是对国内外技术进行改进和突破，把已有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刘宝成

　　低端产业链仍要保留

　　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但同时也要保留低端产业链。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把双刃剑，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方面导致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人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这对外资服务业来说，也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大的市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很难像过去的日本、韩国一样轻装上阵，将外资留下的低端劳动力转向高端。对于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主要还应该靠中小企业来解决。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刘璐

　　“中国制造”走高端路线

　　劳动密集型企业撤离后，一时间在就业需求、资金需求等层面产生的空白，有没有后来者填补，会由谁来填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部分外资企业生产线撤离中国的同时，另一批以服务业为主的外资企业却在积极进入中国。例如联邦快递、UPS两大国际快递巨头正在苦苦等待国内快递牌照获批。

　　与快递服务业积极进入中国类似，金融服务业也在积极“本土化”。财政部日前发布《财政部关于同意设立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批复》，意味着其成为“四大”中首个进入转制期的会计师事务所。这要求他们的员工也要“本土化”，安永华明审计服务大中华区首席营运官张耀樑向媒体透露，截至2011年末，安永华明审计部的中国内地员工占96%以上。此外，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则选择把厂房迁到中国中西部，而不是东南亚国家。成都、重庆在2010年，就迎来戴尔、德州仪器、惠普等国际IT巨头的入驻，为这些企业以及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仁宝、纬创、广达也接踵而至。值得注意的是，GE、甲骨文、赛门铁克等跨国科技企业还把研发中心设在成都。

　　本版文字据《第一财经日报》、《证券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