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的深化，实质上是社会信用关系的深刻变革；而随着信用主体结构产生变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显落后。在《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举办的“2012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CFV）”启动研讨会上，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将金融改革的“点睛之笔”落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他以“金融价值创造与信用体系建设”为主题发表了演讲，称信用体系建设落后，既是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症结之一，也影响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当然使金融价值的实现大打折扣。

　　事实上，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缺失已引起多方关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上周在一论坛上表示，我国已启动首部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大力倡导“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亦当仁不让。屠光绍在会上透露：“上海准备制定三年行动纲领，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努力使上海在信用体系建设上走在前列，这将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屠光绍首先谈到金融改革与信用主体变化的关系。何谓信用主体结构改变？屠光绍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国情以及政府职能特色，政府实际扮演了社会和市场信用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角色。这种主体性质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表现在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政府审批，融资和运作主体是政府平台，不少项目和企业政府还为其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这样，大量金融资源凭借政府信用进行分配。金融资源的提供方也主要是国有金融机构。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演进，多种所有制和各类市场主体正在改变信用主体关系，投融资格局本身也发生变化，金融服务已面向包括个人家庭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而且还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此外，金融服务业也出现了包括民营、外资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的格局，特别是各类新兴业态的金融服务机构，如PE、股权基金、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这说明，信用关系和信用主体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屠光绍认为，信用体系的建设跟不上信用关系的变化，市场信用主体的变化与信用体系建设存在不匹配甚至脱节。这表现在，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改革还需推进，政府信用主体功能存在“过度”和“泛化”，即政府仍承担着过多或本不应该承担的信用主体责任。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为本地投资项目和企业进行各种担保以及过多的政府审批，以政府主体替代了市场主体，这既强化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也不利于确立其他市场主体的信用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针对大量的市场主体，还没有健全和完善与之相匹配和相适应的市场信用体系，这既影响了市场主体有效利用金融资源，也影响了金融服务的转型。比如说，现在政府、金融机构都着力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支持，这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存在，其中相关企业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导致金融机构不敢贷款或者不得不进行风险溢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信用体系建设已是深化金融改革的基础，谁又将是建设主力？屠光绍提出：“政府必须到位。”他称，单靠商业机构做不成，必须靠政府推动，因信用体系各指标和关系涉及面广。“比如说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涉及税收、信贷、海关、就业、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此外，在健全、完善以各类市场主体作为信用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各类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既为各类信用主体服务，也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其实，上海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已有前期工作夯下的基础。据报道，上海从2000年起就已开通涵盖信贷、公用事业缴费、守法违法信息等内容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特别是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落户上海，使得上海征信系统的全国性地位进一步确立。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总数达8.1亿人，企业征信系统收录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达1830万家；2011年向社会提供个人信用报告2.41亿次，向社会提供企业信用报告6931万次。

　　在国家层面，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部署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强调“十二五”期间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连维良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征信立法，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形成以失信记录为重点的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