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显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际上，中央早已察觉这一变化，并于5月下旬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短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矛盾，比如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等等。

　　有估计认为，如果长期结构性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甚至进一步复杂化、严重化，我国潜在增长率每隔十年就要回调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十年以前潜在增长率为9%，即使不考虑周期性因素，现在增长率也会下降到7%-8%。那么，如何把握好当前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呢？

　　首先，从政策目标上看，必须坚持投资、出口、消费三管齐下，且“此投资”与过去“彼投资”的内涵有区别。

　　拿投资来讲，过去经济一收缩，大项目就铺天盖地。仓促之间，对这些项目营利能力和经济拉动能力的评估很不审慎，且“大项目”与后续民间投资对接也缺乏保障性措施。结果，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并没有很好用到“刀刃上”。亡羊补牢，我国启动经济、加大投资力度关键要在扩大民间投资上工夫。

　　今年上半年，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国务院新36条实施细则，其中涉及的7大领域，即使不是垄断性行业，也属于高利润行业，如果真的允许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势必有助于扩大投资需求总量。所以，下半年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在于，必须想方设法确保这些实施细则落到实处。同时，扩大投资需求还要从创新上下功夫。

　　这些年，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做了不少工作，但还远远不够。例如，至今大街上还盗版光盘泛滥，“山寨”产品横行。表面上看，“抄袭成风”降低了很多富含知识产权产品的获取成本，使社会公众以低廉的价格享受高价值的服务，但从长远发展看，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实际在变相鼓励一些人剽窃他人成果、“不劳而获”，使创新动力受到严重打击，无助于整个社会形成“创造光荣”的价值取向，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永远无法推出像“苹果”这样富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投资需求又如何提振呢？

　　拿出口和消费来讲，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内需拉动。但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不懈努力，最终才能够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彻底放弃外需，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比如，日本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上个世纪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担心日元急剧升值削弱国际竞争力，日本转而采取不当措施，过度刺激内需，吹大泡沫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前车之鉴，中国经济发展决不能把“宝”完全押在投资和消费上，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出口贸易合理较快增长。

　　其次，从实现目标的政策选择来看，应更强调总量政策之外的结构性政策，特别是不宜让货币政策孤军奋战。今年6-7月，中央银行两次下调基准利率，间隔不足一月，而且不排除还会降低准备金率，“扩张”味道十足。但在看到货币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应看到其局限性。

　　现在，一些大中型企业并不看好宏观基本面，也不愿过多投资，银行虽“赔上笑脸”，后果也只会“索然无味”；同时，小微企业虽然投资意愿强烈，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却少有问津，导致实体经济一方面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一方面民间借贷利率高企、非法集资屡禁不止，货币政策再次走入“收风筝易、放风筝难”的窘境。为此，顶层设计者的视线宜转向结构性政策，如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等。

　　第一，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累计增长12.2%，虽然增幅较上年同期显著回落，但仍大大快于GDP增速。另外，中央财政赤字及国债余额占当年GDP比例也远远低于国际公认警戒线，积极财政政策大有空间可为，如可全面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的财税支持。

　　毋庸置疑，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相对应，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尽管监管部门提出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余额不得低于上年“两个不低于”目标，但由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高风险性，如果没有财税支持，很难实现风险全覆盖和商业可持续。当然，财税补贴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即要通过良好的机制设计，在调动银行贷款积极性的同时，也不要因为银、企道德风险而挫伤补贴积极性。

　　第二，要为金融监管政策正名。至关重要的是，不应再将监管政策视为与宏观政策相对立的微观政策。从国际上看，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在发达国家爆发并蔓延，恰恰说明其监管存在漏洞和误区，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时候。但国内有人还在照搬西方过时“经验”，认为监管工作不过是金融法律的执行，应完全独立于宏观周期。

　　事实上，我国宏观调控历来是“一盘棋”，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参与者不但包括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也包括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建设、金融监管、商务、工信部门，甚至还包括农业、交通、铁路、科技、环保等部门。与此同死，最近几年，金融监管部门在宏观调控中进行了很多探索，在严肃执行法律法规的同时，也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更为灵活的监管措施。

　　例如，中央实施房地产调控之前，只要抵押贷款客户有足够的还款能力，贷款一律放行；调控开始以后，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对抵押贷款实行“贷一提二停三”（第一套房可以贷，第二套房提高首付和利率，第三套房不能贷），对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避免资产泡沫无限扩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相反，如果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实施监管，看似“铁面无私”，结果却是“事倍功半”。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在面临严峻考验，加之监管政策更容易处理结构性问题，所以，不但不应阻止监管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使用，而且还需进一步鼓励其有更为积极的表现。

　　第三，要重视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的使用，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2012国发28号），拟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典型的产业政策，不但为银行信贷指点了迷津，也给财政政策“积极”指明了用武之地，可以说是“稳增长”的重要支点。

　　值得关注的是，产业政策或环保政策拟定出台以后，就要坚决执行。例如，针对“两高一剩”行业项目，就决不应允许其在发改部门立项成功，也决不允许其环评在环保部门通过，否则，后续银行信贷和财政资金就会成为没头苍蝇，徒增不良贷款，或者让纳税人的钱白白“打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