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统计局公布了7月经济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8%，创两年半来的新低。1～7月平均下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1%，低于国家所设定全年度通胀的目标。再从环比变化，更能找出超过“中国经济进入通缩时代”这一简单化判断的内在机理。如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1%。其中，城市上涨0.1%，农村持平（涨跌幅度为0）；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1%，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消费品价格下降0.1%，服务项目价格上涨0.6%。结合这组数据能解读如下信息：

　　首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步发展，都处于周期下行的调整阶段。内外物价连续低迷正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和市场消费动力缺乏的滞后反映，也是内外“救市”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的真实写照。至于翘尾现象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只是短期影响物价走势。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日等大型经济体和以中国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当前的负面经济消息互相“叠加”，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各国缺乏政策协调的救市效果。伴随着利好政策所带来的股价反弹现象只是昙花一现。

　　第二，市场缺乏活力，依然过度依赖政府的救市政策。无论是美联储的QE3，还是欧洲央行对债券市场的注资行动，包括接下来中国政府是否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等救市举措，都已成为市场唯一的利好因素。但是，一旦未来所期待的利好政策没有兑现，失望情绪就会带来过度反应，形成更为严重的价格破坏效果。因近年来各国的救市政策没有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势头，反而使得大选之年财政支出的负担增加，并导致了全球市场对未来增税的预期不断强化，社会避险情绪日益浓厚，造成了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消费不足，金融和要素市场中短期债券价格飙升和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部门并达到创造有效需求的目的！可以说，今天各国货币政策都进入了 “流动性陷阱”时代，进一步刺激会让未来出现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

　　第三，因各国缺乏政策协调，导致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价格扭曲现象，而该现象又会干扰世界经济共同走向繁荣。从中国来看，政府救市政策的降温，直接反应在对中西部和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影响要超过具有市场相对消费能力的城市，而缺乏整体消费能力的中国经济服务价格不断上升的局面，也意味着某些方面的“结构调整”正增加下游企业的经营负担。尤其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产品的利润空间很难打开，尤其是高附加价值产品，因缺乏竞争优势，更难谋求利润增长，成本的控制和现金流的储备就决定了大多数企业生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资本寻找快进快出的投资方式有其合理性存在。为此，接下来的任何调控政策都应该围绕降低成本、克服“周期下行对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一目的来展开，而不是在周期下行时急于寻求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利润回升的效果，其结果往往是增加商业运行成本，挤走了制造业！

　　欧美日等价格情况也类似，其金融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带来这个阶段这些国家货币对外轮流升值，以及稀缺资源市场投机行为猖獗，增加了这些国家 “再工业化”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这些国家却用贸易保护主义来缓解价格扭曲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效果必然适得其反！在周期下行的调整阶段，世界经济更应坚持自由贸易理念，各国政策更应加强协调合作，让实体经济部门的真实需求来指导市场价格调整，而不是依靠各国政府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重的救市政策来修复经济疲软所导致的价格破坏现象。否则，扭曲的价格现象在全球化环境中会更加增加各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的成本，从而拖延新一轮增长的启动。

　　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要为实现“周期下行阶段、确保企业经营成本下调”来展开，如降息和降准最终导致土地价格攀升、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或消费品物价高涨等增加商业经营成本的结果，则如今改为宽松的货币环境是不可取的，虽然释放流动性带来了股市暂时的繁荣，但也是昙花一现，并不会产生带动企业投资和大众消费上扬的结果。相反，如降息降准能遏制海外资金进场套利和由此引起的大宗商品或农产品（000061）暴涨的行为，能让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充分发挥其专业化配置资源的能力，能让优质企业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他们开展商业活动所需要的充足的流动性，则在价格低迷的环境中，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值得和及时的。尤其是对高位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更为必要些，否则，将来一旦欧债危机平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过剩的流动性卷土重来，而我们的货币政策空间又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释放，导致未来需要介入时干预力度不够和市场手段的缺乏而引起的输入性通胀问题再次加剧，极有可能把中国经济拖入最危险的“滞胀”格局，而这样的结果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