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增长率下调、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使得中国经济能否正常增长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目前保增长已列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2008年下半年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启动，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调低贷款利率等。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际金融动荡的加剧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回调，中国作为经济对外依存度已高达60%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难免受到强烈的冲击，前期已出台的刺激性政策显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客观地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如何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

    全面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势态

    合理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势态。每当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时候，就会有人过度悲观。1998年经济增长率下调到7.8%，当时有人甚至据此认为中国经济走到了大萧条境地，但事实是，2000年经济增长率又回到 8%。面对当前的经济困难，也有人提出经济可能会快速下滑的观点，并强烈要求尽快出台大幅度减税的财政政策。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够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势态，那么，财税政策的力度和切入点很可能会出现偏差。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始终行驶在快车道上，究其根本，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和体制所导致的经济特征在起主导性支撑作用。这种特征目前并未改变，而且还会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托底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消费需求旺盛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因而形成了世界最大的生活资料消费需求市场，当经济增长使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时，发展和享受类的消费品需求自然也在膨胀，这集中体现在实物消费量的快速增长上。从国际对比角度看，虽然中国的人均指标低于发达国家，但总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中国手机保有量达5亿部、互联网上网人数世界第一、私家机动车保有量（含摩托车）世界第一、电视机保有量达4亿多台、电冰箱达3亿台。中国公众通信产品和家用电器的消费历史比西方国家少十年，但短期内总量又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农产品消费需求弹性相对较小，消费量主要受制于人口数量和收入增长，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工业品消费品投资（如通信产品、汽车、家电）大量涌入中国并保持不断增长，也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市场有产品吸容能力，否则，逐利导向的资本是不可能来到中国的。

    投资需求旺盛

    改革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持久不衰。对此，政府采取了几轮调控，但膨胀趋势从未改变。极为有趣的是，每当政府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压下来的时候，不过两年时间，政府又会担心经济增长下滑，主动出手再把固定资产投资挑起来。 1998年的宏观调控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然而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投资总是可以膨胀？从供求关系角度看，如果没有投资需求，没有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最终被市场消化，那么，投资膨胀根本不可能持续下去。2000年时固定资产投资为32917亿元，7年后增加到10万亿元，膨胀如此之快令人惊讶。这其中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中国有着特定的投资需求潜力。

    我国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活消费需求反推投资膨胀。本轮投资膨胀的突出点是房地产投资扩张迅猛。2007年房地产投资达2.527万亿元，比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多出近1000亿元，在住房商品化的推动下，房地产投资扩张主要是需求拉动，尽管房屋销售退潮，今年房地产投资还在增长。几年来消费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有些行业2007年仍高达30%以上，如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家具制造、文体用品等。二是城镇化推进促成投资膨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已近6亿。这直接扩张了城镇公用事业投资需求，涉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道路建设等行业。三是公共产品投资需求膨胀。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中国目前已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公共产品享用城乡差距较大的中国来说，这直接促成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环保设施以及公共文化设施等投资的快速增长。根据有关部门的粗略计算，新农村建设需要上万亿元的投资。此外，为弥补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外部性损失，中国大江大河和区域性河流的治理所需投资也不少于万亿元。同时，汶川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又引致出了近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经济增长势头始终强劲

    我国经济增长始终有强劲的增长惯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是促使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但现实是只要稍微放松调控，经济增长率就超过 10%。近十年来，国际上出现过两次大的经济动荡，其间中国经济并未受大的冲击，在199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我国经济依然保持7%的增速，当今世界金融动荡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降至2%以下，我国依然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有着内在的均衡性增长冲动。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并未改变，经济增长率的下调是外部冲击和前期宏观调控措施交叉作用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会改变基本发展趋势。然而，对当前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短期下调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防止阶段性的信心危机导致经济过度下滑。为此，有必要适度转变宏观调控重点和政策取向。

    如何运用财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

    财税手段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在过去的几轮宏观调控中，财税政策都发挥了充分的调控效应。当前运用财税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3年以来，我国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控制财政风险的前提下扩张支出。具体体现在力争使支出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同时使支出的增长率建立在减少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基础上。二是调整支出结构，把支出增长建立在"三农"、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项目的高速增长上。三是适度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应转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应注意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扩张支出。针对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情况，很多人强烈呼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应该承认，要保持增长、要增强信心，确有必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问题是扩张到什么程度。客观地说，改革过程中，财政政策历来都是扩张性的，近三年支出增长率年均20%以上。现在为保增长要再提高扩张度，必须认真研究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此，首先要认清形势。必须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还没有恶化到只有政府大规模发债才能刺激起经济的程度。如果过度发债，反而会造成对私人投资扩张的挤出效应，并且会加大支出的低效率。当然，更直接的问题是，前期各级政府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债务，至今大部分尚未偿还，如果再急剧扩张债务，财政风险难免失控，这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再度高企。

    第二，找准切入点。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寻求合理的带动效应。从我国的现实看，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注资基础设施建设，而应更多地考虑向农业、消费品供应、中低收入阶层消费等方面注资支持。比如尽快在全国推开农村居民家电下乡补助，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支持，还可以加大对生活消费品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和流通设施的支持等。

    第三，不能过度依赖减税。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时采取了较大幅度减税政策（如美国、日本、韩国），我国一些学者也主张大幅度减税。对此，现在有必要认真思考是否应当践行。从理论上讲，减税具有主动扩张需求效应，特别是在经济下调时期，然而必须强调，当一个国家扩张支出时，减税和增发债务必然要并行，否则，支出增长根本无法保证。西方国家如美国近十年来一直在减税，但债台越垒越高。最近为了救市增支并减税，配套的行动就是把国债发行规模从10万亿美元调高到11万亿美元。转观中国，近年来实际上也是在减税，如取消农业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等。这也就是说，我们已在利用减税手段保增长。正因为如此，现在大幅度减税似缺乏空间。如果必需进行，就必须压缩支出，但问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的推进造成的支出刚性更强硬、更无法减少。所以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减税。有可能做的是，根据已定的税改思路，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以确保投资正常增长。增值税转型将使我国减收1200多亿元。事实上，这是静态计算的结果，如果把明年投资品价格可能上涨、投资规模增速上调、机械设备需求扩张加速等因素考虑进来，减收额可能要增加几百亿元。

    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协调

    财政收支和货币发行都属公权范畴，是政府可直接操作的政策工具。但必须认识到，两者的协调至关重要。近期我国推出的保增长政策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拳：一方面降低利率，另一方面调低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和土地增值税制，其基调是减税。应该指出，调低利率本质上也是减税，因为利差缩小、利息收入减少会直接减少金融企业营业税。现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又下调，而且贷款硬约束已调整，跟上来的就是财政上要适度扩张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并增强企业贷款贴息，只有如此，才能放大货币政策效应。反过来，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注重支持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以放大财政政策效应。

    实现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

    目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突破2万亿美元，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现在世界金融动荡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最大冲击是影响出口，反过来影响进口的正常增长。对此，贸易政策的基调是刺激出口，为此，财政政策要发挥支撑作用。所以，目前，应采取适度提高的出口退税率政策，同时也要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税率。（白景明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