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 年以来， 有两个新闻引起社会公众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关注。其一是1 月18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大讨论；其二是2 月17 日，银监会发布了一系列让人惊叹的数据，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0412 亿元，平均每天赚得28.5 亿元，创历史新高。2 月23 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解密银行暴利，其中有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行长说“银行业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公布”，这番话让商业银行陷入了反暴利的漩涡。

　　很多专家认为根源就在于金融垄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率没有市场化，国家垄断资金价格的定价权。2010 年中国银行业利润的80% 以上、排名前五家的银行利润的90% 以上都来自利息差，就是因为利息是由国家定价的；二是金融市场没有放开，国家垄断市场准入权，在金融领域中缺少市场最活跃的一支重要力量——民间资本。

　　为此，民商传媒特别举办“民间融资与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希望集思广益，为推进金融改革献计献策。

　　综述>>

　　金融改革是一个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层面的系统工程

　　——民商传媒举办“民间融资与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

　　2012 年4 月18 日，由民商传媒主办的“民间融资与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谢伯阳、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浦发银行监事会主席刘海彬、浦发银行北京代表处副主任高静娟、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汪欣和中国建设银行经济学家赵庆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王涌、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系主任杨虹、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等专家学者，以及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绿色企业工作委员会筹备组组长张国庆、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等企业家参加了研讨。

　　研讨会由民商传媒编委会主任黄文夫主持。

　　黄文夫首先介绍说, 自2012 年以来有两个新闻引起社会公众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关注。其一是1 月18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大讨论。舆论焦点集中在障碍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其二是2 月17 日，银监会发布了一系列让人惊叹的数据，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0412 亿元，平均每天赚得28.5 亿元，创历史新高。2 月23 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解密银行暴利，其中有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行长说“银行业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公布”，这番话让商业银行陷入了反暴利的漩涡。

　　针对银行暴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专家认为根源就在于金融垄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率没有市场化，国家垄断资金价格的定价权。2010 年中国银行业利润的80%以上、排名前五家的银行利润的90% 以上都来自利息差，就是因为利息是由国家定价的；二是金融市场没有放开，国家金融改革是一个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层面的系统工程——民商传媒举办“民间融资与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垄断市场准入权，在金融领域中缺少市场最活跃的一支重要力量——民间资本。

　　但有关方面包括金融业内并不赞成这种说法。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2011 年中国银行业存在暴利的说法有点过分，可他还是承认相对其他行业2011 年银行业的利润是不错的。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说，基本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与国有资本进入是同样的标准，没有特别的障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也表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存在阻碍和限制，金融业内包括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和小型银行都想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禁止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前提不成立，目前有些规模相当大的银行，如民生银行完全是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等小的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就更多了，所以民间资本是可以进入金融领域的。同时，通过资本市场进入金融领域也没有什么障碍，特别是在海外上市的五大银行，通过上市公司完全可以进入。

　　伴随着这样的争论，人们同时看到，针对2011 年以来温州民间信贷引发的地方金融危机，2012 年3 月28 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正式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务院给试验区设定了12 项任务。4 月26 日，全国首创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开业。继温州列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谋求金融变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4 月12 日深圳通过了被称之为“深圳版”金融改革方案的《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将陆续推出的天津、珠江三角洲、浦东新区等“金改区”方案也备受关注。

　　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针对主持人介绍的一系列现象和提出问题，进行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有专家认为，温州的困境，是整个实业界的困境、金融界的困境。温州是中国最早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区之一，现在因为欧债、美债危机不断，外需不振、内需疲软、转型太慢，所以温州的实业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同时，温州的金融借贷一直很发达，温州商人敢为天下先，在虚拟经济领域也走在前面。

　　温州企业倒闭，除了不堪忍受高利贷重负外，也与市场无需求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的行业已经是产能过剩了，但产能过速扩展的代价是小企业来付的，我们的国企和大企业属于不能倒，也倒不起。抑或假定没有这些因素，按照经济学的规律这些企业也必须倒，因为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的，没有永远的繁荣。

　　有银行家不同意银行暴利一说。提出银行有几万亿的总资产，利润才几百亿，这样的资产回报率能算暴利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别很大，虚拟经济本身与资本市场一样是高杠杆率的，其投资时间短、回报率高，同时风险也很大，一旦倒塌就不可能是一家企业的问题。因其所有的运作方式等都不相同，所以根本不能以实体经济的标准作为参照。虚拟经济的高风险就必然对应着高回报率，否则虚拟经济将无法生存。从事虚拟经济的人，谁也不会认为银行是暴利。凡是批评银行暴利的人，大都是做实体经济的。但不可否认，在中国银行业确实有垄断。中国人的投资渠道很狭窄，把钱低息甚至负息存进银行是无奈的选择，所以金融改革是必须推进的。这个改革，远不是改革一家传统商业银行、农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或挂牌银行就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金融改革问题，远不是只从金融或者法律角度入手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包括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系统工程，最需要的是改革的顶层设计。

　　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继续走从下往上的道路会很难，这次的金融体制改革不应该再从温州这个示范区往全国推，而是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去解决问题。所有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没有很好的决策，监管部门没有履行好监管的职责，企业找不到融资渠道，而银行成了社会共同指责的对象。这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存在缺陷，改革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

　　在此，本刊特别选登部分发言内容，希望能够助力当前的金融改革。

　　周德文:金融体制落后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占据垄断地位的银行，以利润作为考核标准，它选择的余地太大了，因此它怎么会选择为风险较大的小微企业服务？

　　我跟踪研究温州民营经济、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等问题三十年，可以说全程参与了温州改革，是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此，我首先向大家梳理一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民间资本创造了温州奇迹

　　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率先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温州创造了一个奇迹。温州资源贫乏、交通闭塞，从1949 年到1980 年，国家在温州的投资加起来不到6.5 亿。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到目前为止，温州拥有40 多万家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大致有1.5万亿，老百姓手里大致还有8000 亿～ 10000 亿。

　　温州人从2000 年开始走出温州到全国各地投资，目前在全国各地创办了3.5 万家工厂，有6 万～7 万家民营企业。温州人也积极走出国门，在全球137 个国家都有投资，约有100 万人口在世界各地发展。

　　但从2000 年开始，因为资源等条件的制约，温州大概有2 亿资本从生产经营领域里退出，为寻找新的投资领域，这些资本走出温州。1999 年当国家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后，温州人开始组团进入上海、杭州购房，至2003 年，温州人在房地产市场上投入近2000 个亿，仅在上海、北京两地就投入1000 多亿，被称为“炒房”；2002 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山西，最高峰时收购了山西省60% 的中小煤矿，被称为“炒煤”；2007 年石油价格上涨，50 亿温州民资进入西部，收购西藏、新疆的一些油井，又被称为“炒油”。似乎温州人投资什么都会被冠上一个“炒”字。确实有的人是在“炒”，但把物价、房价上涨都算在温州人头上是不对的。温州民间资本雄厚且活跃，同时这些资本在对外投资中也的确实现了增值，这些都是事实。

　　在我看来，从2009 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典型的“国进民退”现象，温州是一个风向标。“山西煤改”致使温州人损失了300 多亿，同时在很多原来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包括教育、卫生、基础设施投资等，民间资本都被挤压出来，大量资本回流温州。从那时开始到今天，大量的温州资本 实际上都处于观望、等待、徘徊的状况，温州一直期盼着国家能够出台有利的政策。

　　银根收紧刺激了民间借贷

　　2011 年温州出现了“跑路潮”，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这是客观事实。早在2011 年1 月我就提出过三个预警：第一，警惕产业空心化愈演愈烈。

　　实体经济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善，大量资本逃离实业，大量企业外流，实业越来越不景气，利润直线下滑，企业家对做实业的信心越来越不足，实业会越来越萎缩。第二，民间借贷风险可能会在下半年集中大爆发，并向金融机构延伸，因为民间借贷50% 以上的资金来自银行。第三，2012年春节前后可能有大量中小房地产商倒闭或者被兼并。

　　这三个预警不幸而被言中

　　我认为，造成这些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金融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温州是一个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但银行等金融机构只能满足不到30% 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七成以上的中小企业被拒之门外。全国的情况就更严重。去年全国工商联在全国十几个省市做了调查，我参加了浙江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全国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95% 的微小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为大中企业服务，占据垄断地位的银行，以利润作为考核标准，它选择的余地太大了，因此它怎么会要为风险较大的小微企业服务？

　　去年10 月4 日温总理到温州考察，我们向总理汇报时说，既然国有资本不可能筹建那些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金融机构，为什么不把这个空间让出来让民间资本筹建，而且这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的银行业是一个高度垄断、高度管制、高度暴利的行业，这点毋庸置疑。温州去年的GDP 是3700 亿，税收300 亿，同时温州的二十五六家银行利润也达到了300 多亿，这是不是暴利！去年企业生存困难的原因很简单，利率从来只有上浮，没有下降。银行还经常变相收取管理费、搭配买基金，企业家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只能依赖金融机构。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是800亿，温州民营经济有今天，是借助了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但去年，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将大量资本冻结在银行，原本还能贷到款的一些企业也全部被银行压贷、抽贷，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只能转向民间借贷，这就刺激了民间借贷的迅速膨胀，去年一下子涨到1200 亿，而且借贷绝大部分是高利的，压得企业根本活不下去。

　　我们在基层深深感受到，现有金融体制的落后和不合理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这样的体制不打破，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大声疾呼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温州有信心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点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我认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温州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持，靠国家资本是不可能的，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资本。温州不缺钱，缺的是体制和桥梁，通过金融改革可以把大量分散的、闲置的民间资本积聚起来，用金融这个平台来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因此这一举措意义很大。

　　尽管12 项任务都已经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但其中仍有很多的突破。一个突破是民间借贷的合法化、阳光化和规范化，至少在温州范围内做到了。22 家企业、个人投资600 万，建立了温州，也是中国第一个政府推动的民间借贷登记平台。

　　“民间借贷备案”这一条已经成为现实，使大量存在于地下的民间借贷浮出水面。还有允许个人资本海外直投，这也是第一次。过去不允许个人资本到海外投资，尽管温州很多人都在地下把钱投出去，偷偷摸摸去投资。这些突破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温州有信心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并在温州金改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供全国金融改革来参考，最终倒逼国家金融体制改革。

　　陈有西:两个阻塞切断了资本与企业的互动之路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民间资本的财产性需求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之间是被阻塞的，一个是政策上的阻塞，国有银行的垄断和国家的贷款控制, 有钱的钱借不出去，要钱的借不到钱。第二个是法律上的阻塞。

　　我从法律的角度谈谈两个需求和两个阻塞的问题。

　　两个需求是指：第一，民间资本有一种财产性的需求，温州有上万亿的民间资本，持有人需要投资、需要用资本获利。第二，中小企业缺少资本，国家银行不给贷款，国家财政不给拨款，中小企业有资本的需求。

　　在中国，民间资本的财产性需求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之间是被阻塞的，有钱的钱借不出去，要钱的借不到钱。我总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阻塞，一个是政策上的阻塞国有银行的垄断和国家的贷款控制，企业之间不能相互拆借，这就是通过行政手段使得国家垄断金融工具，阻塞其他路径。作为律师，我见过一个荒唐的现象，向其他企业借款一百万不行，但请其担保十亿都可以。事实上，担保债权和贷款债权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事情，担保一旦出现失误，十亿的担保完全可以把企业搞垮。

　　所以，现在大量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贷款纠纷核心都是担保的问题。其实允许担保就是允许拆借。

　　第二个是法律上的阻塞。实际上，我们国家民间借款一直就是合法的，《民法通则》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都规定是可以的，承认利息在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以内的借款都是合法。超过四倍的，只是不受《民法通则》保护，但并没有将其作为违反《刑法》或者行政法规的行为来处罚。既然民间借款完全是合法的，现在要使其“非法”，就使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要点有三个：一是非法吸收，二是对象为公众，三是存款。

　　简单来解释一下，首先是公众的问题，现在的标准就是向29 户借款是合法的，30 户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吴英是向11 个人借款，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都不构成，但最高院是怎么解释的呢？这个人是借了11户，但后面的间接债权人有3000 多户，因为这11 个人也是向别人借的，这样推的话，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就是无效的。再说存款，借来的钱用来买原料、开商场或者付工资，这些都是经营资本而不是存款。存款是指借来钱以后，用资本获利的方式把资本带进去开地下钱庄，这才是存款。

　　所以，现在全国的法院对这三个概念都是扩大化解释。这样一来，所有的民间借贷，因其数额巨大，都一定是构成犯罪，肯定要被判处死刑，没有余地。能还上的就是合法借款，还不上就是客观归罪，认定是故意犯罪。

　　我们国家有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秩序犯罪不占有财产，所以量刑是十年以下。另外一个集资犯罪，是侵犯财产的犯罪，可以判为死刑。通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改为“集资诈骗罪”的演变逻辑是，根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抓人，企业家被抓走后，企业肯定就倒闭了。于是为了平息事件，政府就要借头一用，称企业家一开始就是骗公众的钱，于是就成了“诈骗罪”，改判了死刑。“吴英案”也是这样。

　　剑指银行垄断和暴力是不客观的

　　赵庆明，中国建设银行经济学家

　　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而不是把融资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做企业的目的就是融资，然后用融来的资本做别的事情，而不是发展企业。这种目的和逻辑是错的。

　　我研究金融问题多年，在银行部门工作，我想就银行暴利、垄断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如何理解银行的垄断和暴利

　　我个人觉得，说银行垄断或者暴利似乎不是很准确。一般来说，垄断的界定有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其实非常简单清楚，就是只此一家、别无选择。比如当前供水、供电、煤气，甚至是两个城市之间只有一条可通的高速公路，这些都是垄断。但在温州，有26 家银行，还有众多的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和信托公司等等，加起来估计有上百家，这不能说是垄断。其次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在2007 年出台了《反垄断法》，其中也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对比一下，银行也不符合法律界定的垄断概念。当然可能在有些比较落后的地区，部分乡县只有两三家金融机构，有一定的垄断。但从整个国家角度来说，我觉得说银行垄断是不客观、不准确的。

　　关于银行暴利的问题，其成因我个人认为分析需要说明三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四大行在过去四年间的平均资本利润率大约在18%—19%。其中农业银行2008 年是17.72%，2011 年是18%点多；中国银行2008 是13.57%，2011 年是17.17% ；工商银行2011 年是赚了2080 多亿的净利润，但其所有的权益资本金是接近1 万亿。

　　我也看了民生银行过去几年的基本利润率，2008年是14.63%，2009 年是13.75%，2010 年是16.89%，2011 年是21.54%。那么，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房地产企业万科，万科过去几年的利润率与民生银行差不多，2008 年是12.65%，2009年是14.26%，2010 年是16% 点多，2011 年是18.17%。而贵州茅台的利润率有30% 左右。从这个角度说，银行的利润不是很高的。另一方面，我也分析了一下国有银行的利润为什么过去比较高，有几个方面的共性。其一是股改的贡献，股改上市的四大银行，其中不包括交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包括注资大约在三四万亿，第一次剥离的不良贷款本金大约是1.2 万亿，第二次、第三次陆陆续续剥离的不良贷款有2 万多亿，还有2000 年前后的各种国债的注资等都被剥离了。

　　把一些历史包袱清理掉后，银行完全是一个高质量的资产，在近几年的经营过程中就不会对历史包袱有一个充抵，这是银行高利润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GDP 的不变价格比不变价格，从改革开放到现在，GDP基本上是以每年10% 左右的速度增长。银行资产和利润都是现价比现价，GDP 在2008 年到现在的增速应该是15%，银行资产的增长差不多也是15%，这对银行的利润总额也是有贡献的。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银行利润总额的贡献度在15% 左右，这是银行利润比较高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就是银行一部分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的节约，我和相关部门接触过，他们说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财政部对他们有一个严格的财政约束，也就是工资支出不能超过多少。

　　几家银行的一些人力成本支出的增长率是远远低于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也就是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建设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从30% 多下降到去年的20% 多，这也是对利润的贡献。

　　还有，过去几年，我个人觉得银行对不良资产的暴露或者贷款拨备的计提是不充足的。这种问题在西方国家也存在，2008 年危机来了，一些大银行纷纷倒下。但我们和西方国家有区别，我们的银行家多数是政治家，尤其是在大银行，如果做好了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政治地位。因此在过去几年里，房地产贷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些过剩行业的贷款，这些不良率在成本里还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体现出来了，银行的利润也不会这么高。

　　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的同时，要细化监管

　　关于市场准入问题。世界上主要国家对银行业准入的管理，相对于其他行业都是更严格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准入门槛确实太高了，这在全球也是有名的，同时中国企业融资难也很有名。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应该放开，政府不要大包大揽。但降低门槛并不等于没有门槛，全世界主要国家对于金融业都有很高的门槛，很细的监管原则。

　　2004 年左右，国家放开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准入，当时对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也是很鼓励的，但后来没做成，不了了之了。同时，2007 年初出台过《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发起人持股不能低于20%，其他资本无论是个人还是非金融机构的管理人持股不能超过10%。

　　实际上，这一点经过五年的试点到现在应该是放开了。我甚至认为发起人这一条应该取消，以吸引更多的股东参与，从而减少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对银行的控制。

　　减少个别人和企业对银行的控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因为目前国内一些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确实做得不太好。记得最初做农村商业银行的时候，宁波有两家很大的民营地下钱庄，其中一家泰隆现在已做成了银行。但当时其他一些地下钱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愿意成为一家银行，因为银行要接受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账目要对监管部门公开，同时还要纳税。现在这样很好。”其实，后来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两项没有在全国推广开来，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民营资本不愿意受到约束。

　　所以，我认为，现在监管部门应该在降低门槛的同时，要监管规则细化。对有志参与的企业和个人讲清楚，不能控制银行，使其成为个人的融资平台和金库。前几天《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去温州采访，温州一个担保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说，温州50% 的企业主都是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而不是把融资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做企业的目的就是融资，然后用融来的资本做别的事情，而不是发展企业。这种目的和逻辑是错的。

　　同时，还有一个数据说，银行贷给企业的90% 的贷款都被挪作他用。这个数据可能有点高，但能说明一些问题。无论是国内法律，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对贷款的用途往往都是有限制的，挪作他用就是违反合同。所以无论是温州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资本，要进入银行业，都必须明确目标。当初民生银行成立时，上报的理由是给民营企业贷款。但现在民生银行的大部分贷款也流向非民营领域。做金融机构都是追逐高利润的，我们成立民资银行到底为谁服务，对于这一点，政府和学界的担忧还是有道理的。

　　信息不透明让大银行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

　　关于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能是解决得最好的国家。它的中小金融机构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有几万家，经过不断的并购，现在大约是8000 多家。去调研过的人都知道，美国也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个人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有一些体会，比如大银行做小企业贷款方面是有难处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信息不对称，规模稍大的银行不单是指国有银行，它的人员配置倾向于非本地化，或者说是脱离民众的。越大的银行越倾向招名牌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家庭出身可能比较好，和基层接触得非常少，而中小企业是很基层的，他们对这些企业不了解，信息的读取是非常差的。这几年我也在调研和思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特殊情况，企业主资产、负债都高度不透明，不像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一些纳税制度，让政府和银行等债权人对其资产状况、财务信息高度掌握，能够把握风险，敢于贷款。而在中国，甚至税务部门都不知道一个人或者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情况，信息的高度不透明让大银行更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不能不说是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郑跃文: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领域没问题

　　郑跃文，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民生银行的历史性意义是实现了民营资本能进入金融领域，可以作为最大股东进行控股，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1993 年，胡德平同志在全国工商联任副主席，在一次讨论全国工商联工作的会议上，当时包括联想等很多企业都在，我因为做了一点金融就提出来是不是能搞一个银行。

　　德平同志说可以，与统战部同志讨论一下。后来王兆国同志就听了我们的汇报，认为很好。于是，我们每家出了25万给工商联做筹备之用，同时起草了一个报告给统战部，获得了统战部当时领导的同意。大家组织起来，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了筹备民生银行的材料，由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亲自递交给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很快朱镕基就作了批示。1995 年1 月7 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王岐山就请德平同志去，王岐山说，总理已经同意了，不妨试办一家作为改革的试点。

　　我不仅参与了民生银行的发起过程，也是华夏银行的大股东，西南证券的最大股东和发起人，东方人寿保险的发起人。民生银行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一个绝对的垄断，现在的银行不管有多少家都是国企控股，各地银行由各地控股，民生银行是民营企业占有股权，这是德平同志对金融改革做出的一大贡献。所以，民生银行的历史性意义不在于实现严格监管，业务市场化，是实现了民营资本能进入金融领域，可以作为最大股东进行控股，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的争议有三点。第一，一直在争论改还是不改，要不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答案是肯定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领域没问题。现在民生银行的生命力远远超过其他银行，这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活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就是民营资本的进入展现了活力。我是学金融的，所以我认为银行要不要市场化，金融要不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是资本主义的两大发明之一，根本不需要争论，金融改革是必须进行的。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金融现状和市场需求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要改多少？

　　第三个问题是要抓紧研究怎么缩小差距。刚才提到的美国最多的时候全国有7 万家银行，在美国是反对大银行的，法律反对垄断，只允许建立州一级的银行、行业银行、专业银行，不允许建立全国性银行。美国进入银行业的审批门槛低、但监管很严，有日常性监管、经常性监管、政策性监管等等。而我们是只有几个垄断银行，银行业不允许别人进来，但进来之后监管不严，各大银行的行长都曾经是监管机构的人。

　　目前有些问题已经不需要再争论。首先，按照民生银行已有的先例，打破垄断，让民营资本控股，这已经被证明没有问题。其次，按要求的资格审批，加强监管，已经研究清楚的可以加快。目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2011 年下半年国内的指标非常差，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的指标也很不好，接下来金融带来的风险马上就会出现。我目前担任好几个商会的会长，我们前五百家会员就已经占了中国GDP 的18%，所以我知道现在行业内风险是相当大的。因此，要真的下定决心，按照市场规律改革。

　　黄金老:复杂的银商环境是最大的问题

　　黄金老，华夏银行副行长

　　银行和财政是一个经济周期中最后跌倒的两个产业。我估计到2015 年前后，中国银行业的业绩都要下滑。从1979 年到2004 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整体是亏损的，如果今天GDP 增速从9% 下滑到国家所说的7.5%，那将是多么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中央在一般的国有企业中的股权，也就是财政部和社保基金的占比大概只有0.67%，但是在银行产业，财政部和社保基金占的股权达到50% 多，财政部在中国银行的股权达到68%。民间资本没法参与五大银行。

　　我谈几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应该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么多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低成本领域，银行业对中国经济低成本应该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最近五年来，外商投资企业要从中国迁走，迁到印度、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这是对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怀疑。其实中国基本的竞争力还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实际上这其中忽视了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的银行业。一般外资银行很少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反而是中资银行能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巨额融资。因为美元存款利率高于银行给它的美元贷款利率，这两个是倒挂的，是负利差的情况。所以很多外资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需要十亿、二十亿资金，只有中国银行能够提供。这是我们的特点。

　　同时，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种类非常多，非常复杂。我所在的华夏银行在中国是一家中型银行，我们的上海分行一般给一个台资企业处理的单子都有200 张，为什么台资企业如富士康这种不能迁移到越南、印度，也是因为那些地方没有中国这么强大的银行体系，短期内不能给它供应这么多资金，贸易周转需要银行有很强大的业务处理能力。

　　其次，银行业利润比较高这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中国现在是工业化阶段，资金需求非常强劲，中国这些年随着高增长就需要高投资，高投资也就需要高融资。那么，谁来提供融资？就是银行。

　　所以经济发展带来了这个产业的繁荣。投资放缓，融资也马上就会下来，如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业的融资需求的锐减。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环境比较差，买者与卖者之间相互不信任。银行是一个信用机构，在特定阶段其作用发挥得比较淋漓尽致，所以它能用100 亿的资产赚10000 亿的利润，资产收益率是1%。

　　但是，银行和财政是一个经济周期中最后跌倒的两个产业。按照现在经济发展的形势，我估计到2015 年前后，中国银行业的业绩都要下滑。从1979 年到2004 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整体是亏损的，如果今天GDP 增速真的从9% 到现在8.1%，再下滑到国家所说的7.5%，那将是多么大的影响。

　　第三，中国银行产业本身还有很大的问题。产能改革与共同治理，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但前五年银行业的成功让大家忘记了它应该继续推进产能改革。2011 年的9 月，我在《中国改革》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产品改革不能停》，后来编辑将其改成《力推产品多元化》，讲的就是我们银行业的问题。

　　如果今天工商银行是一个民营银行，估计可以高枕无忧，但因为它是国有银行，大家总是会怀疑它，而且它也确确实实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中央在一般的国有企业中的股权，也就是财政部和社保基金的占比大概只有0.67%，但是在银行产业，财政部和社保基金占的股权达到50% 多，财政部在中国银行的股权达到68%。民间资本没法参与五大银行。

　　垄断可能是市场份额问题。美国2010 年通过了新的法案，一家银行的存款占市场份额超过10%，就必须进行拆分。所以在美国很奇怪，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在美国的50 个州并不都设分行，花旗银行只在18 个州设分行，而不像我们银行，几乎在每个市都设分行。如果银行都是这么大规模的，让民间资本参与是有困难的。其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没有必要同时保留五大银行，有三家就够了。

　　第四，银行业和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复杂的银商环境。中国与国外不一样，国外企业经营不好很少有看到企业家跑路，但中国发生了多少企业家跑路事件，甚至后来会产生连锁反应。

　　从金融环境来看，银行业的税负负担是很重的，目前银行业的税收负担是40%，利润是10000 亿，交4000 亿给国家税收，25% 的所得税以及5% 的营业税，加上银监会按照资产收1% 的监管费。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赚了钱股东就能分到，股东并不能分享银行业成长带来的利益。为什么银行利润很好，但银行的股价都在下跌？因为每18 个月就要注资，我们起码应该保护银行股东的利益，如果不保护他们的利益，就没有人愿意提供融资，未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最后谈谈很多人提到的村镇银行的问题。现在银行办村镇银行的成本非常高。本来在县里可以设一个支行，四五个人就可以做同样的业务，但因为要设一个村镇银行，就得搞一套公司治理，有董事长等等的一套班子，耗费的成本非常高。这就是为什么大银行对办村镇银行不太感兴趣的原因。

　　要求村镇银行必须由商业银行控股，这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体制问题。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行三会一办”五个监管主体。问题十分明显，比如国内各地都在搞城市化，这就需要融资。银监会通知银行不允许对房地产贷款，证监会规定房地产上市企业不可以增发和IPO，保监会通知保险的资金不可以投资房地产，还有地方的一些规定，那么本身需要资金的房地产企业怎么办？只能吸收大量的民间融资。民间融资的结果是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冲击，风险更大。所以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样一个体制的改革问题。

　　王涌:银行暴利搭建了利益输送平台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

　　由于法定的利差比，每年银行1.75 万亿的暴利通过低息贷款走向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是一个利润输送。

　　美国的纳斯达克、OTC、OTCBB 培育了大量目前在美国产业中处于领头羊地位的企业，中国有没有可能呢？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更大的问题。解决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还在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建立。

　　对于今天的话题，我有几个观点：第一，银行业存在垄断暴利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第三，中国目前关于民间融资，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是非常特殊的，即无监管，但定期杀人，以这种最低成本、最简单化的监管模式来维持中国实际上存在的民间融资市场；第四，关于温州的改革方案，应该说在实质上意义不大，没有触动中国金融体制根本性的问题；最后一个观点，中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改革，温州可能是一个重点，但实际上天津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试点，那里正在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财富流向反映了银行暴利的本质

　　对于已经存在的垄断和暴利问题，因为我们银行业采用的是准入制，表面上法律对国有和民营并没有歧视和区别，但实质上准入审批是倾向于政府和国企的。

　　同时，我们现在的存款总额是35 亿，如果按照法定5% 的存贷款利率差计算，银行必然获得垄断利润1.75 万亿。在上市银行2011 年前三个季度公开利润的报告里，存贷款差占营业收入的80%，是1 万亿，这些数据表明目前银行业完全存在垄断和暴利。

　　垄断和暴利出现的原因，既是经济因素，也是政治因素。这里经济学家探讨了很多，经济因素就在于为什么国有垄断的这种商业银行能够获取如此大的暴利，一个正当性辩护就是银行的风险太大，要防范风险出现，弥补这些风险就必须用前期所取得的垄断暴利作为基础。另外从监管方面来说，如果银行准入受到严格的控制，对我们有限的监管能力来说是比较适合的。虽然美国的商业银行数量多得惊人，但他们监管能力很强，这也是一个辩护的理由。

　　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与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有关。现在政权的运转成本太大，从原来的政治控制变成经济控制，就必须要有庞大的资金收入。这种资金收入除了国企、土地、银行，还有沉重的税负。这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如果认为银行的垄断暴利是为了国家、政府的政治模式能够继续运转，那么银行的利益是怎么转移到政府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由于法定的利差比，中国人民每年35 亿的存款贡献了银行1.75 万亿的暴利。然后银行向国企提供补贴和大量贷款，低息贷款都是通过银行走向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这是一个利润输送。有人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14 万亿主要来自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如果几年之后我们再出现大量的呆账、死账，当然这个数字现在还不确定，那就是利益输送的又一渠道。

　　所以这个财富流向反映了银行暴利的本质。

　　有的学者认为它背后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银行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国企，如果这一点成立，银行的利益向政府传输这个渠道就形成了。当然这个利益传输，除了提供贷款，还有其他各种各样通过这个平台建构起来的利益转型的问题，这是有待研究的。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是解决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性问题

　　那么中国所谓的“民间融资”的现状是什么呢？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点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在金融理论中，我们一般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首先中国市场上是否存在直接融资？由于IPO 被政府绝对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只有2000 多家。与美国形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相比，差距太大。美国的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着几乎包括所有国内企业的直接融资，如果一个企业要进行直接融资、发行股票的话，只要是私募的范围内政府就不管，但在中国，这就叫“非法集资”；如果达到了一定人数，形成了公开募集，只要到SEC 备案。所以美国上市的企业成千上万，中小企业都可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中国的证监会和美国的SEC 是对等的，SEC 管理全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的证监会只管在深圳和上海上市的2000 多家上市公司。所以从功能角度分析，中国是完全缺失的。

　　其次，间接融资领域是央行禁止准入或者限制准入的。但民间，比如温州这个地方，地下钱庄、标会、当铺很多，虽然中国的法律是完全加以控制的，但是实际上是很发达的。那么我们对此采取的监管模式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基本不管，定期杀人”。做间接融资我们不管，但是别出事，政府采取事后监管的方式，一出事就要杀人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因为民间融资杀几个人。

　　所以我认为温州试点改革的意义不大，它的本质是一个宣言性的改革或者是一个展示中央政府对民间融资关注的改革。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几个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民资银行的准入问题、法定利率的问题、利率浮动的问题等等。

　　解决的是周会长刚才提出的“民间贷款登记服务中心”，但那有什么用？民间融资的人能不能去登记，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吴英去登记就不算犯罪了？按照现有的法律还是犯罪的，只不过是实现登记了，但登记对法律来讲毫无用处，因此，温州试点的意义并没有我们想象之大。

　　目前我们在天津搞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试点，但还没有进展。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解除上市IPO 的严格控制？美国的纳斯达克、OTC、OTCBB 培育了大量目前在美国产业中处于领头羊地位的企业，中国有没有可能呢？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更大的问题。而不是温州民间融资，这个问题基本定型了。解决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还在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建立。

　　郭田勇:在准入上没有平等机会也是一种垄断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国有大银行只为国有企业、央企贷款，资本市场只为国有上市公司服务，这算不算是一种利益输送？

　　关于银行暴利和垄断的问题，我有几个基本观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

　　银行业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

　　首先，银行是否存在暴利？大家想，如果是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内各行业的收益率水平，应该是收敛的。因为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如果某个行业的盈利水平高，资本就会向其流动，盈利水平低自然就会降下来。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从我们国内来看，只需要看几个数据就行了。银行业在2011 年资本收益率全行业是20.8%，过去五年间上市公司平均的资本收益率是15%，银行业资本收益率的水平明显要比整个企业高出一块。

　　我也不太同意使用暴利这个词，因为到底多高的收益算是暴利，学术上没法界定。但我们看到，包括银行、烟草、石油等个别行业的收益率水平确实高于社会资本的平均水平。

　　这里我想纠正一个错误的概念：说银行收益率水平非常低。确实中国银行业总资产110 多万亿，净利润1.04 万亿，如果说资产收益率连1%都不到，是非常低的。但我也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银行是一个高杠杆行业，假如你我都有1 亿的资本金，你用这1 亿办一家银行，形成的总资产可以达到10 亿，我用这1 亿办一个工商企业，能形成多少总资产呢，有哪个银行愿意给我贷款10 亿？做企业虽然有1 亿资本金，但能形成的总资产量是非常小的。所以，用银行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工商企业相比，本身就是混淆视听。但是用资本收益率相比是合适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亿资本金，用这些钱办银行或者开饭店，比比谁赚钱多这是可以的。

　　目前银行的资本收益率确实比其他行业偏高一些。在西方国家，虽然是完全的市场竞争，但各行业的收益率也不是充分收敛的，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行业之间存在技术壁垒。

　　我们总是说银行暴利，但没人说马云、乔布斯或者姚明暴利，其实他们也都赚很多钱，但他们的“暴利”是有理由的。因为存在技术壁垒，他们干的事别人干不了，所以只能羡慕，不能嫉妒恨。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而形成的收益率过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还有一种形成暴利的可能性，那就是存在准入壁垒和价格管制。如果一个行业你能进我不能进，国家给一个固定价格，其他人只能接受，这种情况下存在的高利润，我想就不但容易被人羡慕，更会被嫉妒恨了。我们银行业的资本收益率比社会平均收益率高的那部分，形成原因是什么呢？我必须承认，银行业也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因素，比如说去考察民生银行商代通等等一些创新产品时，我发现这里的确有相当大的科技含量。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承认准入保护的存在，以及利润没有市场化而形成的价格保护。至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孰高孰低，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探讨。

　　目前的思维方式还是只有政府能办银行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垄断。温家宝在温州说要打破银行垄断，于是网上有人说本来就没有垄断，打破什么？还有人说，现在银行有3800 多家了，怎么还说垄断？如果看数量的话，五六年前中国银行业还有3 万多家机构，不能仅用数量说明问题。还有人说，中国铁路、通讯这些行业有多少家，所以银行不是最严重的垄断。我对他们说，你到美国看看，美国不也是一样，现在有9000 多家银行，但是铁路、石油、通讯三类公司加在一起连100 家都不到。不能因为银行数量多，就说其比铁路、石油、通讯更开放。因为铁路、石油、通讯行业需要大资本运作，20 个人可以开一个社区银行，但20 个人能办一家铁路公司、通讯或者石油公司吗？所以数量不是衡量标准。

　　判断银行业是否垄断，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

　　垄断确实要看市场份额，一般人认为如果说在一个市场中有一家或者几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偏高，比如50%—60% 以上就可以认为是垄断，西方就是这么做的。从市场份额角度考虑，目前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是比较高的，但也要看到，这些年它们的市场份额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所以我们只能说国内的银行业存在垄断的嫌疑，但不能完全下结论。

　　西方为什么看重市场份额，那是因为在西方，这些行业在准入上非常宽松，大家都可以干，在经过充分竞争、大鱼吃小鱼以后，几家大企业把小型的都吞并了，结果所占有的市场份额非常大，才形成了垄断。但在中国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准入上有平等的机会，如果这个行业只有我能进，你们却不能进，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垄断，它和市场份额没有关系。我们的确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民间资本的。

　　监管机构对外讲，谁都可以办银行，而且还经常举民生银行的例子。我一直认为民生银行是一家“准民资银行”，它貌似是民间资本，但谁当董事长却完全不是由股东决定，党委都是官方在任命管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有时候民间资本可以办银行，法律规定只要注册资本金超过10亿就可以办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当民间资本真的拿出这么多钱去向监管机构申请，后者一定会找很多理由或者干脆不说原因，就是不审批。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玻璃门”或“弹簧门”。因此，我们希望监管机构既然说民间资本可以办银行，那就给出一个清晰的标准，比如注册资本金是多少，出资人要达到什么条件等等，一旦符合这些标准，就要审批同意开办银行。

　　比如说建立小型的村镇银行，如果认为建立像民生银行这样的民资股份制银行风险大一些，那么完全可以在一个县或者乡里试点运行一个村镇银行，业务范围不大，风险可控。但目前管理机构认为，村镇银行也一定要有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所谓发起人就是银行的实际控制人，要由商业银行控制才能办。于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银行是谁办的？国有银行的发起人是中央政府，地方商业银行发起人是地方政府，连村镇银行也要商业银行发起，目前这个思维方式还是只有政府能办银行。

　　降低准入门槛与推动利率市场化要同时进行

　　不让民间资本独立办银行，监管机构也有它的理由，其主要考虑了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认为民间资本不懂金融、不够专业；第二，担心出现利益输送，把银行当作自己企业的抽水机；第三，担心一旦出现问题后，负责人卷钱跑路，会出风险。

　　其实有时候，这些风险要考虑。比如第一个问题，懂不懂金融不重要，资本的出资人又不是实际经营者，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分离，不懂金融并不是民间资本不能办银行的理由。说到利益输送问题，我确实也有担心。但是这几天听说人民网要上市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国有大银行只为国有企业、央企贷款，资本市场只为国有上市公司服务，这算不算是一种利益输送？民营企业办银行，贷款给民营企业就是利益输送么？其实只要提高我们的监管水平，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所以温州的此次金改，我希望能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方面取得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比如说就从办村镇银行开始，一些小的公司经营了好几年，经营状况、公司治理和客户服务都比较好，城市里的是不是就能直接转成社区银行，农村的转成村镇银行？如果能做几个有明显突破的事，我觉得温州改革才能真正对全国改革起到试点的作用。

　　其实我对温州改革真有一点担心，对于成立民间借贷登记中心，2011 年鄂尔多斯就要成立。

　　民间借贷以前是大家自由借贷，政府直到出了问题才知情，那么现在通过登记，这样就知道谁把钱借给了谁。我觉得，这其中有点政府的一厢情愿。很多人不愿意政府知道他有钱在向外借，所以不会登记。登记中心对温州推进改革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是很怀疑的，这是第一点担心。

　　第二点担心是温州民间资本可以向外投，可以到境外投资试点，这是好事，但温州的民间资本大概有6000 多亿，金融改革的目前是希望吸纳当地资本，发展当地经济。如果温州的口子开得很大，温州的钱都投到境外去了，金融改革不就是弄了半天，把钱弄没了？应该考虑民间资本探路，对外投资放开和对内投资平衡这一块怎么实现更好的结合。

　　最后一点，改革开放之初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形成一种改革，不能让其带领其他人富起来。银行改革也是这样，要一步一步来，开放是要有顺序的。我们也强调，希望在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的同时，能够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光降低门槛、利率不是市场化，利息非常高的话，的确容易让金融形成一个黑洞，吸引全社会资本争先恐后地投资到里面。

　　所以，金融体制改革是一个配套和协调的系统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国家要鼓励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即便不在税收上给一个促进的导向，至少也应该是公平的。

　　杨虹:税收政策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导向

　　杨虹，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系主任

　　我认为，没必要就银行是不是垄断继续争论，至少银行业是一个不充分竞争的行业，市场经济需要充分竞争，所以银行业改革是必须的。

　　我从税收的角度我谈一个观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那么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就需要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导向。目前的税收政策必须要调整。比如目前中国确实需要拯救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税收政策上其实是一个双重待遇。具体到所得税上，从上市公司分得的股息红利是10% 的税率，但做实体经济的税率就是25%，即使小微企业有政策优惠，也还是20%，很显然这样的税负是有问题的。

　　我最近比较关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税收政策问题。我想，既然国家要鼓励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即便不在税收上给一个促进的导向，至少也应该是公平的。但现在的小贷公司地位很尴尬，它们没有金融执照，在监管方面中央下发给各省市的政策，也完全是企业运营的模式。所以，从所得税上就要按照一般企业的标准，银行可以在所得税前扣掉坏账准备，小贷公司的税收待遇明显是不公平的。既然要改革金融体制，税收杠杆的导向作用就非常重要，也需要通盘考虑。

　　改革走到今天，没解决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政治体制改革不走，这些改革都推不动。

　　徐刚:银行没有对错，问题在于制度

　　徐刚，联讯证券董事长

　　今天的银行就是一个企业，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要控制风险，这无可厚非。银行没有对错，问题在于制度。实际上，改革走到今天，没解决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政治体制改革不走，这些改革都推不动。

　　我做了二十年金融，虽然没涉猎银行，但我做过信托公司的总裁，证券、金融租赁公司等等，血的教训也见多了。银行几次重大的资产剥离，是国家用钱填补了银行的空洞，为此死掉33 家证券公司，牺牲了一大批信托公司。银行的利润来自于风险的强度，风险越大利润越高。现在银行是不是还存在风险，不好说。但是美国的教训摆在那里。

　　现在我们确实应该为民营经济受到、限制发展的环境而呼吁，大家都承认在市场活动中，民营和国有处在不公平的地位上。吴敬琏先生说过，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两点，法治和公平竞争。

　　现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所以需要呼吁，给民营经济一个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

　　人民经济就是指所有的央企、国有经济都是全民的，不是要让全民去分，但收益一定要惠及全民。所有的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济，虽然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人群，但都要作为人民经济来发展。

　　胡德平:我们的经济是人民经济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是在1988 年第一次接触温州民营企业，当时一个调查团来统战部汇报，他们说，温州的民企是逼出来、冒出来、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不再修鞋配眼镜，可以做企业。那时我觉得，在一种条件下自发产生的东西最值得研究。

　　温州基础薄弱，几十年国家才给了6.5 亿的投资，人多地少，经济又不发达，在这个地方被逼出来、冒出来、干出来，说明了温州人的突破。我觉得温州不管是办中小企业、办实业的经验，还是对金融领域的探索都值得重视。

　　只要货币也是商品，民间借贷就应该是合法的

　　中国的民间借贷有几千年的历史，即使是现在的《民法》也没有否定它，只可以说多于国家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不予保护。为什么民间借贷的存在能从秦汉至今延续？因为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是商品就可以交换。既然可以交换，就可以为交换而付利息，这也成就了两千年后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间资本既然能办实业，就应该也可以办金融机构。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限制民间资本不能办金融，结果导致了高利贷。国家又让民营企业发展实业，国家的银行又说钱是大家的保命钱, 要珍惜慎重，这真成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样做是不行的。

　　改革初期是允许集资的。刚才听法律方面的人说，现在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因为很难入罪必须要换个名字叫“非法集资诈骗罪”。而且，怎样算“非法”怎样算“合法”难以说清楚，多少算“公众”难以界定，钱到底是搞金融还是做实业也很难分辨，到最后为了做成死案，就用“诈骗”来定罪。这种杀人究竟对不对，是值得讨论的。

　　在我看来，只要货币也是商品，民间借贷就应该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延伸成了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就应该可以办民间金融机构，这是市场经济中当然的一件事情。经济和实业要发展，却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就会产生高利贷，那是在断送我们的企业。同时，要想做大企业，做百年老店，就不能“短贷长投”。“短贷长投”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毁灭我们最有雄心壮志的企业家。

　　人民经济就是收益一定要惠及全民

　　我们的改革有很多技术问题，太专业的我也谈不好。但我同意刚才一个同志的观点，歧视民营经济，不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我觉得必须要明确一点，犹如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们的经济也必须是人民经济。

　　人民经济就是指所有的央企、国有经济都是全民的，不是要让全民去分，但收益一定要惠及全民。所有的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济，虽然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人群，但都要作为人民经济来发展。

　　中国的奇迹在于改革开放把经济搞活了，允许全民经商、办企业。老百姓不再吃大锅饭，可以自己创业，但发展必须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现在我们的经济、预算、出口都是在做加减法，很少做乘除法。所谓的乘除法，就是一件事情乘以13 亿人民的积极性，力量就很大了，我希望能在金融上有所突破，发挥杠杆作用，这样下去，改革开放就会又走了一条新路。

　　解决农业对工业的补贴、居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国内对国外的补贴，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同时也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中央党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第50 期省部班课题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是要解决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防止出现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如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从金融经济学的角度，是要解决金融如何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充分发挥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关键作用，用金融杠杆推动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金融能否发挥经济核心作用，能否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资源的配置，对创新和创新产业的支持，关键看金融本身是否能够持续地、不断地优化，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重点，不断调整适应，建立一个高效、稳健、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需要的金融体制，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挥金融作用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涉及金融制度、金融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等方方面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在现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金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比如，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出台，标志着央行法律地位的确立，该法首次规定央行不得向财政透支，从法律上切断了财政赤字向货币发行传导的途径，明确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比如，2003 年《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法律基础的建立，银行业监管走上了专业化、依法监管和科学发展的道路。此外，还有《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以及《公司法》《物权法》等更高层次的上位法。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为金融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第二，金融政策不断完善。比如，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分家，标志着中国央行体制的建立，货币政策开始独立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03 年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强化了银行业的资本约束，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整个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的状态一跃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焦点，也经历了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严格考验。

　　第三，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的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商品市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一方面有效发挥了储蓄投资转化的功能，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投资者有了更多的投资渠道和选择，充分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实现财富性收入的不断增长。

　　第四，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完善。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经历不良贷款剥离、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过程，国有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支柱和金融稳定的基础；目前，国有银行、中小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第五，金融环境不断改善。信用环境大为改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违约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征信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体系的执行力也在不断加强。

　　第六，金融开放不断推进。加入世贸尤其是2006 年过渡期结束后，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走出去”呈现双双推进的良好局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启动，汇率体制的改革呈现稳步、可控的市场化进程，我国金融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在当前形势下，利率市场化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转型经济体，利率市场化改革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改革历程。

　　( 一)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并不表示危机已经过去。相反，危机的阴霾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变局更加复杂。从外部环境看，需求依然疲软，贸易保护主义顺势抬头，加入世贸边际效应明显递减。从内生动力看，居民消费没有显著增长，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命题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目前，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不是改革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虽然石油、农产品等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少部分要素价格还保持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其他主要要素价格都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包括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土地市场价格、原材料价格等。而直至今天管制最多、最严厉的仍然是资金的价格——利率。

　　从我国历史背景看，利率管制的由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二元化的经济结构。传统上，农业部门是主要的积累部门，工业部门是主要的投资部门，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基础建设，为经济快速增长打下良好基础，国家除了实行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差以外，还对利率实施管制，实现农业部门( 资金积累和储蓄部门) 对工业部门( 资金使用和投资部门) 的补贴。这是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二是对国有企业的扶持。

　　国有企业改革经历过内部改造( 包括承包制、责任制和包干制等)、产品价格的市场化、产权改革等几个阶段。无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如何，保持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指导思想从来没有变化。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是一直持续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最初是直接的财政补贴，然后有原材料价格的双轨制，还有拨改贷，即通过银行资金( 当然最后体现为不良贷款) 补贴。

　　从发展规律看，国家财政紧张了，就采用银行贷款等方式；银行改革约束强化了，又通过资本市场等方式。其中，自始至终的，利率管制都起到了事实上的补贴作用。从银行贷款的投向看，大部分的贷款都投向了国有企业，通过存贷款利率管制，一方面压低存款利率，保持较低的贷款利率，实现储户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另一方面，存贷款之间较高的、稳定的利差成为银行利润的重要保证。在过去八年中，我国GDP 增长了1.49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3.8 倍，上市银行业净利润则增长了26.9 倍。而正是由于这种“利差”，商业银行拼规模、拉存款、放贷款，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没有显著提升但贷款资源一点不减，银行继续粗放发展模式但利润一直大幅增长。值得指出的是，银行高利润除了信贷管理能力提升之外，不可否认的是存在储户对银行的补贴。三是维持出口导向政策。过去十多年来，为了维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出口企业通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资金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国外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这实际上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环境和资金对国外消费者的一种补贴。

　　从以上三种情况可以看出：利率管制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必须进行改革。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利率市场化存在直接的关系。比如，要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价格差的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当前急切需要解决的是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补贴，实现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反哺。比如，要使大中小企业都能得到良性发展，就要建立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环境，解决利率管制造成的对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倾斜和补贴。比如，要解决出口增长过快、顺差过高，以及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问题，就要解决利率管制带来的国内储户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问题。因此，解决农业对工业的补贴、居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国内对国外的补贴，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同时也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为央行创造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工具，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推动贴现率、基准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 二)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可行性

　　根据国际经验，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启动到基本完成一般需要十余年甚至二十多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 美国是个例外，仅用六年时间)，亚洲另一个大国印度在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摸索之后( 中间过程的改革有停顿)，于今年放开了利率管制。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准备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深化改革的条件逐步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贷款利率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首先对于某些客户，银行有自主权实现一定程度的浮动，一般在正负20%—30% 的范围内。其次，民间借贷十分活跃，民间借贷利率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能够达到贷款基准利率的4 倍，大致为20%—30% 的年化利率。如果将不受法律保护的、实际上客观存在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纳入计算，那么企业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将会更高。再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上升也代表着某种程度的贷款利率市场化。

　　第二，存款利率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首先在银行体系内，银行通过不合规的揽储手段，事实上实现了储户存款利率的提高。另外，截至2011 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到4 万亿元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结构理财产品，利率水平可以由银行和客户双方协商，这是一种合规的利率市场化。其次在银行体系外，储户选择的空间大大拓展，除了股票、基金等股权性投资外，还有信托、货币市场等债权或类债权性质的投资。因此，资金流出银行体系，投向收益率更高的金融产品，不仅是高通胀、实际利率为负的宏观经济环境造成的结果，也是金融不断深化、金融产品不断推出背景下储户的理性选择。

　　第三，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利率的市场化需要金融机构来实施和传导。无论是国有控股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通过十多年的改革，逐步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目前，商业银行针对不同客户的利率定价能力不断改进，内部评级法和基于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RAROC) 定价模型被大中银行普遍使用，利率风险管理能力显著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深化改革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和经济资本核算能力，调整信贷结构，实现风险覆盖，支持优良客户，按照市场化而不是所有制归属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

　　第四，内外环境发生了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变化。按照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一国不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管制、汇率控制三个政策目标，这是一个内外平衡的问题。过去十多年来，为了维持出口企业的稳定预期，保持出口产品竞争力，汇率需要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在汇率控制和资本管制的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对外表现为贸易顺差，对内表现为货币超发，从而引发国内物价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从我国过去十多年的情况看，外汇占款已经代替国债发行和央行再贷款成为央行货币投放的主要部分。央行在投放货币的同时又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或者要求银行上交存款准备金从而冻结相当一部分资金，造成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和畸形，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效力。从另一个意义上分析，按照经济学理论，过度顺差需要通过汇率升值进行调整。在预期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央行无法控制利率市场化进程，担心由于利率上升导致更多的外汇流入，一方面造成人民币过快升值，伤害出口部门利益，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一方面造成国内货币的过快投放以及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更加危险的是，一旦这个过程逆转，资本大进大出，宏观经济就会失控和“硬着陆”。从目前形势看，内外环境已经朝着有利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目前人民币有效汇率相比2005 年汇改启动时已 经升值26%。近期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实现了双向浮动，而非预期单边升值，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出口顺差逐步降低，2010 年初还出现了单月逆差，通胀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从逻辑上分析，未来十年，在这三个政策目标中，为了维持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应当继续保持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推行汇率有管理的自由浮动，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我国当前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即逐步放开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管理部门和市场主体同心协力。

　　第一，要设计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和方式。按照影响的重要程度，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应先贷款、后存款，先短期、后长期。利率市场化难，难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涉及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如果过快、过度放开，将会损害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从而损害金融机构持续、长期经营的稳健性，最后伤及利率市场化本身，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的市场化需要更加审慎。鉴于利率市场化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关于时间的选择，应逐步改革，在3—5 年内完成，以使商业银行有一定的缓冲期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并进一步完善定价和风险管理机制，从而适应新的市场和竞争环境。市场也是比较相似的判断。

　　第二，要注意与宏观经济形势相结合，降低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我国是银行占主导地位的融资结构，银行融资占全部融资的90% 左右。银行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难以替代的作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将延续这一状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是，能够更好地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减少因为金融改革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风险。比如，在货币紧缩时期，资金需求旺盛，利率市场化很可能带来资金价格的大幅上扬，从而增加实体经济成本，损害经济增长。因此，利率市场化需要考虑某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防范资金价格过快上涨对宏观经济的伤害。

　　第三，要关注利率市场化对中小银行的冲击。相对于大型银行而言，小型银行规模小、资本实力弱，容易受到市场冲击，抗风险能力较弱，过度、过快的利率市场化，将会过度损害银行的特许权价值，可能引发中小银行单体机构风险甚至系统性风险。因此，要特别关注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问题。

　　第四，要防范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过度竞争或恶意竞争。利率市场化必然带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总体上是提高存款利率吸引储户，降低贷款利率吸引客户。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弥补利率管制退出而出现的真空，这就是银行同业定价协调机制。同时保持央行对利率的必要的干预，充分发挥shibor 对市场的基准和主导作用，规范市场竞争，使市场化后的利率定价机制有次序，可调节，合理化。

　　第五，要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等配套制度建设。利率市场化增加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风险，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完善金融完全网，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法制建设上，要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机构购并法等法规，实现高风险机构的有序退出。

　　( 课题组组长：侯凯；成员：郑国光 李兵 谢和平马明成 庄心一王华庆 马大龙；执笔人：王华庆；指导教师：谢鲁江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