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欧元危机是一轮又一轮惊心动魄的坏消息。周末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公开讨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并透露该国6月末便会出现政府现金断流，将无法偿还债务、支付政府雇员薪资以及养老金等，引发市场恐慌。而5月26日，西班牙银行第四大银行Bankia从西班牙政府获得规模19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以应对可能遭遇的房地产损失和其他贷款减记，欧洲银行业危机同样越演越烈。

悲观的消息预示的是更加令人堪忧的欧元区前景。其实，欧元区有很多维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比如整体债务情况好于美国和日本，2011年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87.2%，而美国已经超过100%，日本更是高达233%；核心国德法的经济运行仍然稳健；希腊虽然债务问题严重，但其经济总量不足欧元区的3%；欧元区是欧洲人奋斗了60多年的成果，无论从政治经济外交层面看，都符合欧洲人本身的利益等等。

然而，即便有着不错的外在条件，欧元区却不得不面临解体的风险，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策难以协调。我曾撰文指出欧债危机涉及的三点矛盾：一是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的矛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要求了各国财政必须协调一致，然而希腊政府却凭借数据造假进了欧元区。记得当时我正在欧央行工作，消息公布，欧洲央行同事，尤其是希腊的同事都对希腊政府的行为感到不解与羞愧。然而，欧元区没有退出条款，希腊爆发财政问题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最后变成无底洞。

二是核心国之间的矛盾。即便早前“默克齐”组合大多呈现给外界一致的态度，也难免有分歧，特别是德国向来反对欧洲央行过多干预，担心欧洲央行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在欧洲央行参与平息金融动荡方面常与法国意见相左。而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上台，更加强调增长，并反对长期实施紧缩政策，也与德国一贯推行的紧缩政策存在出入，是对欧元区早前达成的财政契约的一个挑战。

三是各国政党与选民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协调。目前为止，因推行紧缩政策而不得不下台的政党已经有十余个，前法国总理萨科奇便是明显一例。而希腊选民对紧缩政策更加难以接受，肢体冲突、公务员罢工屡见不鲜，最终极端政治势力影响力上升，将希腊推向退出欧元区的边缘。欧元区的真正风险在于政治危机。

内部多重矛盾难以协调是欧债危机越演越烈的原因，推而广之，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所期待的全球金融协调，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重构，涉及范围更为广泛，涉及主体更为复杂，推行过程岂不更加困难？

回想2003-2007年期间，几乎我参加的所有国际会议上都讲到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对策是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降低贸易顺差、欧洲改革效率低下的劳动力等，都有普遍共识。但即便看到问题，由于各国利益分歧，却很难看到改变。直到后来问题不断积聚，最终酿成危机，改变才被动的发生。比如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由于失业率大增、收入下降、一直透支消费难以为继，美国储蓄率才出现上升趋势。中国方面，面对外需下滑、美元贬值，出口冲击明显，国际收支才逐步趋于平衡。2008年中国的经常项目占GDP比重达到10%左右，而到去年降至2.8%，今年一季度更降至1.4%。还有欧洲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福利制度改革也都是在欧债危机之下的背景下推动的，并非主动协调的结果。

因此，尽管当前众多国际会议的核心话题仍旧是协调促进全球治理及金融体系等等，但可以想想，协调之难不亚于化解欧债危机，改变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

上周末，我在上海参加了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金融体系协调的国际论坛，出席会议的中国及海外一流政府智囊，学者、政府决策者围绕全球货币体系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项议题展开谈论。值得欣慰的是，与会者对全球协调之难及中国如何应对存在共识：

一是应该把协调重心放在双边经济对话方面。因为尽管全球层面协调参与度较高，但牵涉利益更广，很难达成共识。双边磋商更好协调，更容易取得成果。比如中美、中欧、中日的双边战略对话等，都是很好的方式。刚刚结束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具体成果清单中共有六大类共50个小项成果，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面临不确定风险，一旦欧元区解体，中国约有一万亿的欧元储备资产将面临很大风险。唯一出路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之成为储备货币之一，尽管这需要中长期努力。鉴于当前资本项管制逐渐开放，人民币汇率已经更加趋于均衡，人民币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推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