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能源、电信、医疗等领域建设。这些天来，铁道部、卫生部、交通部、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纷纷发布支持民资进入的相关文件。这一系列举动，有望掀起新一轮“对内开放”的热潮。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外开放的力度远大于对内开放。民间资本不能享受与国有资本相同的国民待遇，加之其他投资渠道的狭窄，刺激出大量市场畸形现象。一些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等现象的背后，无不有民间资本不能得到合理配置的深层次原因。

如今，一封封从部委发给民间资本的邀请函，表明了国家层面对于民间资本更加开放的新认知。需要看到，让对内开放不再悬于半空，成为纸面精神、墙上政策，仅仅是开启了市场准入的大门远远不够。向民间资本开放，既要“开门”，更要“设座”。民间资本只有在准入条件、经营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监督待遇等方面感受到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待遇，才既愿意进门，又能够坐下来，安安心心地打造新的市场主体。

让民间资本安然“入座”，需要帮助民资克服可能患上的不适应症。高门槛领域过去一直在半封闭状态下自我运行，业已形成了固化的思路，这种思路往往距行政化近而距市场化远，从而令进来的民间资本无所适从。因此，调整妨碍民间资本的原有机制，尽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政府和立法部门的应尽之责。

以开放铁路投资为例，在将工程招投标权让权于地方和市场的同时，还需要尽量调整与市场化过于脱节的运营与监管机制，否则，民间资本即使进入，仍然可能在铁道资源分配、利润结算等方面遭遇制度墙，无法培育市场。

此外，应该看到，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格局，从捍卫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有可能制造一道道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玻璃门”，在开了大门之外关上小门，让民间资本局限于市场部分区域。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亮点在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但是，村镇银行发起人必须包括银行，民资独资银行仍未放行。渐进式放开固然稳妥，从顶层设计层面，不妨步伐更大一些，从而明确民资进入新领域该干什么，有多大空间的困惑。

此外，在财税和信贷政策上，过去国有资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模式应该改变，民间资本为主的经济实体，理应获得相等的机会。

可以说，多部委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新政”，其实对部委和民资都是一个新课题。行政体系需要破除旧的思维束缚，更新经营和管理体制，民间资本则需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适应政策的变化。如此，对内开放才可迎来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