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情况下，外需成为“全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此时的“外需”不是内需不足所致，而是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必然表现。内需和外需都是一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继续稳定并促进“外需”的进一步增长，对于有效扩大“内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学术界引起了有关“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广泛探讨。在这一背景下，很多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增长势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对世界市场供需平衡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从而引发剧烈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约束：能源和资源约束日益严峻、环境责任日益加重，等等，也使得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尤其是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外需减弱，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应该改变原来外向型发展模式，采取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和外需关系问题，应该从下述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外需”了；第二，“外需”和“内需”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协调关系还是相互冲突的矛盾关系。

　　先看“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总需求角度，构成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分别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前三项加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总需求或曰内需，净出口即为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其中出口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需，也就是总需求中的出口需求部分，表现为一国商品向国外出口的部分。显然，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时候，外需增加也即出口增加，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拉动作用。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任何一个时期来说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意义却不尽相同。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从1870年至1914年，除了个别年分外，美国进出口持续增长，其制成品出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也是持续提高，最高的年份在1900年达到15%，在20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可以说，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出口或者说外需随着国际分工的演进，其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在当前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出口”或者说“外需”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表面的统计意义。如果说在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和贸易形式下，外需主要是通过跨国交易而实现商品价值，进而刺激产出扩大和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情况下，外需则成为“全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因为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之前，会要求中间产品进行多次跨国流动，且最终产品是面向全球的需求。所以，此时的“外需”绝不是什么内需不足所致，而是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必然表现。如果忽视“外需”，实际上就是轻视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就是放弃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再来分析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不矛盾，二者之间具有协同拉动的作用。在受到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时，我们采取扩大内需的手段来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方向，转向“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外需”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内市场庞大，需求层次呈现多样化特征，不少产业依靠国内市场也能够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将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对立起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两者都并非是对立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仅停留在产出扩大的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的中间产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带来了更强的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并且加强了产业间的关联性、强化了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效率提升，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从本质上看，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增加人民的收入，要增加收入，就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国全面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符合中国现实的比较优势，极大地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就业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应也就提升了，内需也就自然扩大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和大幅度提高，这不正是“外需”促进“内需”的最好说明吗？

　　“内需”的增长同时对“外需”也有促进作用。实际上，“内需”对出口的重要性或者说对“外需”的促进作用，国际经济学理论早已有过深入分析。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的偏好相似论认为，潜在出口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更准确地说，使一种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条件是该产品必须是国内消费品或投资品（资本品），即产品存在国内需求，这种国内需求通常被企业家称为国内市场支持。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第一，企业家得到的有限信息将阻止他们察觉本地现在不消费的那种物品潜在的需求；第二，即使企业家准确地预见到国外对一定质量的产品的潜在需求，但是由于不熟悉这种需求，也将妨碍企业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第三，即使生产出了基本合适的产品，但由于远离市场，使得企业为了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断调整产品质量的工作变得很困难，并且代价太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生产开始是面对国内市场，只是到后来才有一部分产品开始出口。即，出口总是以国内需求作为基础的。

　　因此，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不矛盾，不能将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对立起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两者都并非是对立关系。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内需和外需都是一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所谓“外需”主导抑或是“内需”主导或者是所谓“需求主导转型”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应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张二震 作者系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