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正式提交加入WTO申请的1995年7月11日看作中国开读“全球化大学”预备班的日子，那么，到今天的短短十三年间，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上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大课”。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事实上也是全球性的。另一次就是目前仍在进展中的从美国开始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已经或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全球观念。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虽然受波及不大，但眼皮底下发生的残酷现实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促使人们不能不重新思考全球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全球化体系的实质和问题，不能不直面危机期间所呈现出来的东南亚国家与美欧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这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此时正在推进中的中国入世谈判，中国知识界围绕发展模式的辩论开始全面展开。

    虽然1990年代末国内公共媒体对WTO问题的辩论基本没有展开，但此后执政党的系列决策很明显地吸纳了1997年危机的冲击。例如，危机刺激中国加快金融改革的进程，处理金融系统隐藏的问题，并将中国经济的命运与美国更紧密地绑在一起，此后中国的美元储备在出口战略的支持下快速攀升。

    另一回应迹象是，正是在争取入世期间，中国执政党开始推出以缩小社会差距、促进平衡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政策，1999年出台“西部大开发”政策；2000年之后，三农问题也逐渐引起中央关注。到2002年，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策开始全面展开。执政党日益注重国内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而有周期性危机，因此在加入全球化体系之后，必须夯实国内持续发展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新世纪后中国以系列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事实上也是刺激内需的基础性措施；目前以刺激内需抵御全球危机的思路，是1997年危机之后的回应措施的进一步发展。

    在1997年危机引发的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全球化“马上好”，到2008危机发生之后，这种看法如何自圆其说？对于学习能力强的中国而言，已经到了彻底告别那种全球化幼稚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