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入周期性调整 货币政策空间已打开
如果没有这场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是否还能如往昔般强劲?在大多数专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很肯定的,但在赵旻的思考逻辑中,中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和全球金融危机纯属时点的巧合,更为严重的是,调整的迹象还曾被国际因素掩盖了。如今两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问题的解决更需智慧。身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组局长赵旻开出的药方恰好与中央提出的十点扩大内需政策暗合,或许更多的政策取向也在预料中酝酿。
给记者的印象,赵旻是一位宁愿选择沉默,也反对说假话的官员。
身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组局长,赵旻在中央一待就是12年,长期跟踪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财政金融工作,诸如货币政策、收入分配、企业经营、老百姓的收入与消费等等。目前,赵旻在无锡市挂职担任市委副书记,负责金融工作和人口与企业素质提升,分管社会建设、人口、卫生和体育等工作。
10月31日,赵旻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深入剖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风云变幻,赵旻认为,中国不应有诸如“抄底”之类的投机意识,不可盲动,而应采取“固本、立信、致远”的策略,做到“不急不怠、不痴不狂、积极有为、谋定后动”。
赵旻直言,中国经济已处于周期性调整,产能过剩、企业信心不足等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要防止滑向通货紧缩的可能;应启动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增强企业信心,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实现“软着陆”。他特别指出,当前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打开,宽松的幅度可以扩大。
1.国内经济已进入周期性调整
去年四季度就出现了调整迹象
《21世纪》: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目前的经济形势?
赵旻:我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三句话,其一,国内经济的基本面总体较好;其二,面临着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压力增大的巨大冲击;其三,国内经济已进入周期性调整。
《21世纪》:有哪些迹象说明国内经济已出现周期性调整?
赵旻:其实,中国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就出现周期性调整的迹象。主要是企业的效益开始下降,股市、房市等主要资产市场价格见顶等。但是,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
《21世纪》:为什么不容易引起警觉呢?
赵旻:因为调整的迹象被国际因素掩盖了。中国经济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明显进入上升增长周期,当年GDP增速为9.1%,2007年达到本轮的最高,11.9%。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六年的较高速度增长,这在新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然而,经济增长总是有一定的周期性,不可能一直昂扬向上。关于经济周期性调整,去年5月以来,我在无锡就多次提醒企业和金融机构,当时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去。当时我说要早做准备,早做预案,主动调整;甚至不无警告地说,中国企业竞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别以为你们现在是大企业、大集团,5年、10年后如果这些大企业、大集团还存在才是强者,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强者。
美国释放了烟雾
《21世纪》:如何理解调整的迹象被国际因素掩盖?
赵旻:主要是因为美国曾试图转嫁国内的金融危机。我们梳理一下事态的发展脉络,2007年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一事件当时并没有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直到2007年7月10日,标准普尔才宣布调整对部分次级债券的信用评级,又过了两个多月,到9月18日,美联储才宣布降息0.5厘。
而实际上,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在2006年四季度就已经见顶。评级机构在达半年之后才调整次级债的信用评级,美联储在近一年后才开始调整政策,美国政府还在忙于压人民币等货币升值。尽管这期间发生不少事件,如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美林证券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花旗集团(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前后因次债巨额亏损而宣布辞职,等等,直到2008年3月14日贝尔斯登宣告破产,美国一些机构和重量级人物还在轻描淡写,称“次债危机”很快就能过去,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美国对次贷危机的反应是迟钝的,对问题的估计严重不足,甚至发出很多错误信号。
《21世纪》:美国的做法给全球带来什么问题?
赵旻: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美元相对欧元、人民币等货币加快贬值步伐,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包括粮食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几近疯狂。这导致全球50多个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持续两位数的通胀。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机构包括一些国家的主权基金还在不断购入美国的各类债券。美国不维护美元的强势地位,实际上在转嫁国内困难,掩盖金融面临危机的事实真相。
《21世纪》:事态的发展到什么时候出现转折?因为美国国内还是爆发了金融危机。
赵旻:就是当美国的主要转嫁对象之一——欧元区经济也不行了。今年6、7月份期间,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当然也包括英国经济,增长明显乏力,甚至有衰退的可能。欧元区经济基本面不好,欧元没有坚挺的道理,于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出现反转,美元升值、欧元贬值。
美元出现升势,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嫁不出去,所以,集中于国内爆发。自今年7月中旬开始,两房、雷曼兄弟、AIG、美林等先后出现问题,或宣布破产,或被政府接管。
《21世纪》:正是美国的做法转移了我们关注国内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迹象的视线?
赵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因为国际粮价上涨已导致国内CPI不断攀升,再加之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给国内经济一个错误的信号和预期,似乎国内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必定会演化为一场全面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在国内外生型流动性过剩的助推下,物价上涨、投资并没有减缓,出口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所以,国内感觉到经济过热,或者说有过热的压力。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调整。
虽然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最大拉动力是国际因素(出口和外资等),但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周期性调整,不能完全归因于国际因素,跟这轮经济增长周期有关系,有调整的必要。我有个判断,目前部分企业亏损甚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第一原因,是受到了国际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巨大伤害,第二位的原因才是国际需求的萎缩。
导致通缩可能的四种因素
《21世纪》:我国经济面临周期性调整,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和新问题?
赵旻:首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生产增长持续放缓,工业用电量明显减少。其次,企业效益大幅回落,盈利企业利润大幅减少,亏损企业的亏损面在扩大。第三,7月份以来,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除了增值税、消费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他税种均出现大幅回落,甚至负增长,包括所得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等。第四,企业的信心不足。部分行业的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况。还不完全是出口导向型,有的是在产业链条上与出口企业配套的。最明显的是纺织、印染、服装、冶金等行业的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的状态比较多,包括一些大企业的任务也不饱满,开工不足。这些问题更进一步证明,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国内经济的调整正在进行之中。
《21世纪》:如何判断下一步的经济走势?是否认同外界预期的通货紧缩?
赵旻:这是大问题。我想提醒的是,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难得多。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但如果应对不当、不及时,就可能滑入通缩。
对待通缩,我们已有一些经验。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大国,需求萎缩必然使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所以,产能过剩是每次经济调整过程中困扰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这轮经济调整,最大的问题也是如何面对产能过剩。
《21世纪》:产能过剩如何引致通缩?
赵旻:排除货币因素,通缩是需求严重萎缩的表现。在我国,产能过剩是引发通缩可能的第一诱因。产能过剩必然导致行业竞争过度,产品价格下降,行业整体利润锐减,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亏损。目前,国内的纺织、化纤、服装、印染、冶金、化工等行业正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考验,像无锡国棉一厂,其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仍然持续亏损,可以想见纺织行业其他企业的现状。生产越多,亏损越严重,所以,相当部分企业只有调减生产计划,或者干脆停止生产。行业效益不佳、企业倒闭增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必然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缩,一步步滑向通缩。
《21世纪》:我们现在担忧惜贷,但企业也出现主动收缩战线的情形。
赵旻: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银行收缩信贷。产能过剩,企业亏损,起初银行是慎贷,随着情况变糟,银行就会惜贷甚至拒贷。第三个导致出现通缩可能的正是信心问题。由于预期价格出现下跌趋势,一方面,消费者出于买涨不买跌心理,必然持币观望,等待继续下跌;另一方面,企业看不清,不敢轻易增加投入。如此一来,就会陷入市场进一步萎缩、物价继续下跌的紧缩循环之中。所以,信心不足的局面一旦形成,情况会变得更糟。现在的股市就是这种状况,不管出台什么政策,力度有多大,就是起不来。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没出现通缩,不等于不会出现通缩。所以,第四个问题是,货币政策操作如果不当,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目前,国内部分行业已陷入产能过剩的困扰,相当部分行业则是在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中受到了严重伤害,出现拖欠、亏损和流动资金不足,不少企业仍受资金困扰,还需要贷款,货币政策还大有可为。货币政策如果不增强预见性,加大支持力度,等到通缩局面出现时,再采取措施,货币政策反而会失效,产生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硬币的两面是,第一,要看到严峻形势,防止企业资金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状况的深度演化。第二,需要注意的是,正确把握,增强信心,确保中国经济软着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增强企业信心,确保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稍不注意,会出大问题。
2.必须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信心来自于四个方面
《21世纪》:如何理解软着陆?
赵旻:软着陆就是中国经济增速(GDP)不要低于8%,如果掉到7%,失业问题将突出地表现出来,社会稳定的压力就会增大。在调整格局中,我们必须设法使经济增长保持在8%以上。
《21世纪》:那么,能否实现软着陆?
赵旻:我认为,经济可以实现软着陆的信心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我国国内经济基本面总体是好的,我们的调整是在高位进行,不同于欧美面临衰退的风险,但要把握好,把握不好硬着陆不是没有可能。
第二,要看到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并处在上升通道中,这一点很关键。要有自信,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已占到较大份额,份额的获得不是偶然的,乃是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国际风云际会的重要机遇,这种国际分工地位和市场份额不会凭空消失。
特别是需求弹性较小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不会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明显减少。美元再贬值,再通胀,基本必需品也需要。而美国自身也不会去生产纺织品、服装等产品,因为他们的成本太高。受影响的主要是需求弹性大的高端产品,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第三,应该看到中国的产品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还在。暂时或者三五年之内,还不会出现十分明显的消退,还没有足以强大的国际替代者出现。但不要认为部分加工贸易撤资逃跑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其实加工贸易都是“候鸟经济”,经不起风吹草动的,这些国际包工头也不是经济的希望所在,和真正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不是一回事。
第四,要看到国内市场潜力很大,回旋余地也很大,国家调动发展的能力很强,手段也很多。
上述四点决定我们完全有条件保持一定的增长,实现软着陆。把握得好,看到这四点,从容应对,就能够实现软着陆。如果把握不好,看不到优势和潜力所在,人云亦云,就会迷失方向。
应对国际国内两大挑战
《21世纪》:增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正如你前面提到,我国现在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压力的巨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如何应对呢?
赵旻:这几年,净出口连续几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20%以上,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呈现一种442的结构。这种结构本来就有问题,消费太低,投资和出口太高,极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国际不行国内补,当然是要扩大内需,这是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然选择。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国内很多专家所提的,中国必须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投资率高一些是正常的,但消费率长期低于50%则是明显的畸形。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变。但改变442的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到631。我想强调的是,调整必须在继续借助原有增长动力的过程中,逐步进行。因为现在的模式不是短期形成的,调整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既要继续重视扩大出口,引进外资;又要有序推进扩大内需、深化改革的工作。
《21世纪》:扩大内需方面有何建议?
赵旻:扩大内需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是增加政府投资,我们也确有可以投资的一些项目,如铁路等基础设施,但扩大内需不能仅仅看重增长率,还必须着眼于逐步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目前,扩大内需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国家明确推进增值税转型,启动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粮食收购价格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但还可以有更多、更全面、更着眼于长远的政策选择。比如说,提高个税起征点;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传统优势型的产业,最好能够征多少退多少,做到应退尽退。财政政策用得好,可以既保增长,又调结构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用财政手段鼓励企业技术更新改造,这是前几年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经验,可以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完善国家战略资源的储备机制。尤其要加快社保制度改革的步伐,要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可以先从省级统筹做起,财力不足的省份国家适当补助,这对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此外,货币政策现在要发挥作用,要放够空间,包括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调。
3.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打开
《21世纪》:如何理解你提出的货币政策要放够空间?
赵旻:这几年在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周期中,由于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巨大压力,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挑战,操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现在的情况已大为不同。
其一,美国的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点。10月29日美联储宣布再次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回到2004年6月30日前的水平。
其二,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金融机构流动性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使得国内的外生型流动性过剩压力有所缓解,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已明显减轻。
其三,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丰收且供应充足,CPI已持续几个月出现环比下降。
其四,国内不仅相当部分中小企业甚至部分大中型企业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资金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
总之,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已赢得了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空间也已经打开,为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货币政策调整的力度可以更大,千万别错过这一重要的调整时机。
《21世纪》:你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怎么调?
赵旻: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要下调,力度要大。利率起码要下调一个百分点以上,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要在5个百分点以上。特别要指出的是,贷款利率下调的幅度可以更大一些。这几年,为深化银行改革,改善银行资产质量,存贷款利差一直保持历史上较大的水平。目前,企业赢利水平下降,亏损面也扩大,与银行普遍获利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要知道,企业不好,银行最终也好不了,所以,贷款的利率应作更大幅度的调整。
《21世纪》:但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是小步走,不停步?
赵旻: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货币政策究竟要盯什么?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为何货币政策调整的幅度可以或应该放大?因为相当数量的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不仅是中小企业,一部分大企业的资金也是相当紧张。股市不好,房市不好,以及启动内需,都跟资金状况有关系,要解决资金供求问题。有人认为,国内CPI仍在高位,存款的实际利率为负,通胀压力仍未完全解除,所以,不能继续降息。这种看法太片面、太僵化。
我们的调控,不仅要挤掉泡沫,也要实现转向,实现结构调整,尽量减少损失。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局面扩大,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调整自己的结构,实现转向,这都需要有充足的资金。如果等到把企业逼死了,想转都转不了。所以,要为企业转型发展,或结构调整,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这是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甚至陷入通缩必要且急切的措施。
4.对房地产市场不能期望过高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调整?
赵旻:我认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是正常的事情,大中型城市房价畸高,没有可持续性,调整是必然的。
房价高不高,要以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计算。以目前各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为依据。
我认为,房价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这两点不会错。
《21世纪》:近一年来,你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整到位了吗?
赵旻:调整的效应正在显现。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土地需求、批租在减少,土地卖不出去、流标,土地价格在回落,房屋空置面积在增加,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处于有价无市的状况。但这能够说明调整到位了吗?
《21世纪》:现在还有一种救市逻辑认为,房地产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如果不救市,将影响经济增长。
赵旻:这个想法是好的。但要讲点心理学,注意调控的方式方法,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我有些担心,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在救市时机和措施的选择上,不但不能改变房价下滑的趋势,而且会使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间延长。房价要下跌,能够阻止吗?不要指望政府救市就能够推动房地产市场出现V形反转,关键老百姓认为价格没有调整到位。现在大家都僵在那里,虽然那些不具备资质的开发商的倒闭时间得以延缓,但问题累积之后,一旦泡沫破裂,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会更大。
《21世纪》:那么,政府该如何做?
赵旻: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政府继续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具体包括继续加大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力度,鼓励发展廉租住房。对于商品房市场,涨也好,跌也好,政府不再继续打压即可。因为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调整周期,正如市场不冷静,形成泡沫有一个过程,相应的挤压泡沫、调整回归理性也需要一个过程。
5.外资不会大规模的撤离
《21世纪》:近期,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步伐出现放缓,有学者担忧,人民币升值或将出现拐点,外资可能大举流出。
赵旻:前面谈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较大,虽然国际需求萎缩对出口产生冲击,出口增速可能继续下降,但明年出口增速保持在10%以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2002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累计15383亿美元的国际收支总顺差中,有11275亿美元来自于经常项目顺差,占比高达73.3%,资本项目仅占26.7%。外汇储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外贸顺差。所以,只要出口仍可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外汇储备就不会大幅减少。
FDI(外商直接投资)部分也是如此,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以来,相对于出口和外贸顺差的增长来看,FDI的增长一直较为平稳,2007年达到827亿美元,年均增速为9.4%。今年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到达744亿美元,同比增长39.9%。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衰退,对我国可能会主要体现在加工贸易部分,对就业会产生一定影响,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国内的稳定增长,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一步调整全球生产布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局势不会出现反转,至少现在还没有明显迹象。总体而言,FDI方面影响不大,仍然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要设法解决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的问题,要转变发展模式。
《21世纪》:那么,游资或者热钱是否会抽逃?
赵旻:既然叫“热钱”,就表明其有很强的投机性、游动性,期限一般在半年以下。国内市场有没有外来游资,究竟有多少,需要做深入研究。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几乎都是双顺差。其中,1994年至2001年期间,净误差与遗漏一直是负值,2002年以来,大部分年份却是正值,可能表明部分资金有流出、流入的迹象,但并不绝对可靠,其中一部分有统计误差。2002年至2008年上半年,净误差与遗漏累计仅为571亿美元,最高的为2004年,有270亿美元。
如果以“新增外汇储备-贸易顺差-FDI”来算,不能解释的部分也不是很大。2003年以来,累计差额4453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是今年上半年,有1292亿美元。热钱进进出出,多具有短期性,可能在某一个时段表现的特别大。所以,热钱肯定是有的,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没有某研究机构所称的1.75万亿美元。
部分游资可能与境内居民和华人华侨转入转出资产有关,这也很正常。而国外大的金融或投资机构来做短期投机,占比不会太大。此外,游资有没有尾随FDI、QFII,或者通过贸易项下入境,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为防止游资的短期大举进出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我们还是要密切跟踪,严格监管,既要管出,也要管进。
6.全球金融危机探源
《21世纪》:此番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赵旻: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至能波及全球,我想可分三个层次来解析。首先,从美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层面来看,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创新过度但监管不足是主要原因。在流动性出现过剩的同时,信贷的管制也明显放松,房利美、房地美两家抵押贷款公司的行为也得到放纵,房地产很快替代新经济明显地成为美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在新经济的泡沫破裂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又把房地产启动起来,应该说布什政府以及格林斯潘埋下了祸根,最近格林斯潘也公开承认了错误。
美国金融自由化步伐太快、创新缺乏监管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取代了罗斯福新政时期1933年形成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融合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各种衍生创新五花八门,监管却微不足道。如AIG,很多业务都处在没人监管的灰色区间。才不到十年的时间,次级债风暴就引爆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
其次,一些技术因素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包括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信用评级、数学模型等,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21世纪》:你认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有没有问题?
赵旻:此次美国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与西方国家的过度负债,其二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游戏规则。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高储蓄、高出口、高对外投资和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应于西方国家低储蓄、高进口、高负债和高消费模式,特别是美国举债过度。近年来,美国的私人储蓄几乎为负增长,相反,家庭贷款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如今,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已无力还款。这种新兴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而言是风险,对我国何尝不是风险呢?
美元金本位制解体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也没有真正动摇,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仍然由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所操控。全球金融活动缺乏监管,美国就可以滥发货币转嫁风险,美国金融危机能够冲击全球。
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世界金融市场就必然处于动荡之中。
7.固本、立信、致远
《21世纪》: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赵旻:我总结了6个字,外加16个字。其中,6个字是“固本、立信、致远”。
固本,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保持国内经济平稳发展,实现经济软着陆,这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头脑发热,不当老大,也不做冤大头。
立信,是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良好的国际信誉。可以承诺做四件事。第一,宣布保持国际资产规模的相对稳定,在国外的资产不抽回来,不趁人之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树立了好的国际形象。那个时候如果跟着贬值,打价格战,大家都完了。第二,有条件地承担国际救助责任。找我埋单可以,但没有白买的,要讲条件。第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第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包括援助非洲等。
致远,是要制定系统长远的国家战略,妥善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金融事务,不要盲动。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绝对不能有投机意识。要有大国风范,光明正大地跟别人谈判,而抄底是典型的投机思维,不可能赢得国际信任。目前,直接挑战国际金融秩序主导权的时机远未到来。
这六个字就是,要比韬光养晦更积极,但比急于求成又要稳妥。在国际上,有两点我们可以提。第一,要健全全球监管体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交易的监管。第二,对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要有知情权。买了那么多国债,必须要有知情权,不能听任你滥发货币。这两点,合情合理,有理有节。是否增加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自有别的国家会提。
《21世纪》:另外16个字又是什么?
赵旻:那就是“不急不怠、不痴不狂、积极有为、谋定后动”。这十六个字,是对前六个字的具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