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年的工作经历后，游学欧美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学成归来创立N asdaq上市公司—世纪华友，继而受聘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兼任《环球财经》杂志总编，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最近又有了新的职务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在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向松祚在农行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在采访前，记者还保留着几年前对他“实践派”专家的印象，可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后，记者感受更多的是他近年来深入理论研究的学术派风格。从宏观经济，到人民币国际化，再到经济结构调整，向松祚与记者畅谈颇多。

《经济参考报》：一季度G D P同比增长8.1%，增幅连续5个季度下降，您怎么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形势？政策预调微调是否会加码？

 向松祚：增速放缓是长期趋势，政策不应该回到数量刺激的老路。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是长期趋势。这个长期趋势，既有国际经济因素，也有国内经济因素。

首先，全球经济进入漫长调整期，主要发达经济体可能10年都难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主要发达经济体仍然占全球经济G D P60%左右。他们陷入长期缓慢增长，由此决定我国出口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未来能够维持8%—10%的出口增速就难能可贵了。全球贸易和我国出口放缓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而且，发达经济体面临许多重大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甚至几乎没有解决的希望。譬如债务、赤字、人口老龄化、福利制度僵化、工资制度僵化、保护主义严重等等。以上这些从法国总统大选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

回到国内，中国经济模式本身也进入瓶颈，发展和增长模式可以说陷入困境。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四大根本性难题；一是内需增长乏力。内需增长乏力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二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了。虽然许多产业产量世界第一，但多是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低水平重复竞争。

 三是我国经济体系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不快，有些行业甚至处于整体下降态势。单纯依赖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的边际效率和边际生产力越来越低。这一现象同样反映在信贷资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我国银行总资产和G D P比例、M 2和G D P比例、以及银行贷款和G D P比例，分别达到240%、180%和123%，都是在全世界最高水平之列，依靠货币信贷扩张来刺激增长，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模式。

四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所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主要是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消费持续增长。前些年我们所依靠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入世红利基本消失或正在快速消失。上述四个方面决定，增速放缓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是中长期趋势。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真正的转折点。关键问题是，能否在经济放缓过程中完成经济结构转型，把经济结构真正调整过来，能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向最终内需拉动、自主科学创新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这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长期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宏观政策不能回到数量宽松刺激的老路上去。货币信贷扩张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幅下降，回到数量型扩张老路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会理想，负面效果可能大于正面效果。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经济参考报》：如果不连续调降准备金率，央行M 2增长14%的目标能否实现呢？是否会影响到增长？

向松祚：年初定的M 2增长目标是14%，但它只是一个参考目标，并不一定非要达到不可。况且M 2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那么高，尤其是在货币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逐渐下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了。调结构、惠民生、制度改革、自主创新应该是我国经济政策主旋律。

当然，短期宏观政策预调和微调空间肯定有。譬如存准率有下降空间，基准利率也有下降空间。然而，即使是现有政策工具和手段的预调微调，也应该是结构性调整。譬如说8万亿左右信贷规模的投向结构就很值得研究，肯定不能再大幅度投向“铁公基”和地方融资平台了，这是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也是客观经济之必需，也是银行金融机构内在要求。信贷应该更多投向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和个人消费。信贷投向对经济质量影响很大，所以预调微调应该是结构性预调微调。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多留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为未来预调微调做储备。预调微调的政策工具很多。不过我想国务院和相关部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会非常谨慎和稳健。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我们不能让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期来左右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譬如现在确实有人呼吁政策要大幅度宽松。然而，放松货币和信贷，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也许很容易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负面效果可能极大，甚至前功尽弃。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需要定力，不要受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期和呼吁所左右。部分投资者、开发商，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希望数量宽松，可以理解。

宏观政策的选择是一门非常高超的艺术，要综合平衡短期和长期、质量和数量、速度和结构、国内和国外、还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平衡。不能让短期增长目标挟持长期政策，顾短期而不顾长期。短期目标必须服从长期目标，经济增长必须服从改革创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制度变革、自主创新和促进内需，不能再迟疑和耽误了。

当然，许多人担心增速放缓会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确实有，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何况即使我们致力调结构、惠民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就会很低，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经济参考报》：那么您认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在哪里？

向松祚：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有五个重点。第一，要以法律约束政府行为、政府权力和政府膨胀，没有这三个约束，财税体制改革难以推动。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政府行为，规范政府边界，减少政府干预，这个改革并没有完成。第二，在上述三约束前提下，如何将政府政绩考核从G D P增长转向经济增长质量、民生保障和自主创新。第三，国家要真正拿出一大笔钱来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真正搞一些明确的大产业。需要有“两弹一星精神”，选择三、五个产业，真正站到世界最前列。第四，要制定明确的总体金融战略，推进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第五方面听起来比较虚，其实最重要，就是教育文化要有根本的长远战略，文化精神战略是民族之魂。要激发全民族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养，教育需要大改革。

《经济参考报》：您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有深入研究，您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向松祚：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需要我们主观努力，加速推进。许多朋友可能觉得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外的事情，是如何走出去，其实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是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走出去和对内放开需要完美协调配合。问题其实很简单，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外国人也愿意持有人民币。为什么愿意呢？无非是两个理由，一个是人民币可以进行贸易结算，二是持有人民币可以进行储蓄和投资。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不是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发展，这方面我们进展不错，初具规模。最大挑战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国内金融产品种类不多，金融创新不丰富，流动性不好，就不会有多少人会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

 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大家担心的风险主要是三个，一是外债太多，二是汇率急剧动荡，三是外部资金流入投机领域。但我认为这三方面的风险不大。首先，中国外债不多。第二，对于防范资金大量进入投机行业，中国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以很好管理和控制，不是大问题。第三，汇率弹性是逐步放松趋势，不是一下子完全浮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