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机促成温州试验。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方案》）。

　　从提出设想到拟定上报，获批，温州试验推进迅速，耗时仅半年。《方案》中定下12项任务，涵盖规范发展民间融资、金融机构准入、个人境外直投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描摹了一个多元的金融体系，为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打开了一定空间。

　　其中释放的最强烈信号，莫过于对当地活跃的民间金融充分肯定，并承认温州问题在全国具有代表意义，决心探索解决这一问题。

　　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乏进退犹疑，在外部性强、垄断度高的金融领域尤其如此。温州试验消息传来，浙江省副省长、中共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将其称做一次“再出发”。

　　不过，相比于温州上报的方案，国务院批复的《方案》回避或模糊了利率市场化、开放民营银行这两项外界期待颇高的尝试，显示出高层在核心问题上仍然存有顾虑。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温州改革的“试验”意味。

　　与《方案》本身相比，后续细则的制定和落实更为市场期待。它将决定温州改革会否是一道前途光明却没有现实路径的“玻璃门”。

风雨再出发

　　试验缘于迫在眉睫的现实风险。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始于去年10月。以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闻名的温州，在去年下半年宏观环境的连续冲击下，呈现飘摇之势。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甚至自杀的新闻，不时现诸报端。长期以来没有“身份”的民间金融如再不被正视，温州将面临崩盘的可能。

　　江浙是中国民营经济发祥之地，也有着悠久的民间借贷传统，温州尤为典型。基于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民间借贷，在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中一直难以获得承认，成为巨大而不透明的暗盘。但正因为其“隐身于地下”，所以几乎完全市场化，能灵敏而准确地反映资金供给情况。因此，里昂证券在持续追踪温州基础上发布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也成为资本市场上响当当的产品。

　　中金公司分析师毛军华和罗景去年10月的报告在央行统计基础上估算，温州2011年截至二季度民间借贷余额为1100 亿元，据此推算2011年同期全国民间借贷余额约为3.8万亿元，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来自央行的统计略显保守。里昂证券去年6月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引用资金掮客的估计，称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达到7000亿元到9000亿元，年化利率66%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60%-70%的贷款进入企业用于运转或偿债，个人借贷主要用于炒股和炒房。

　　截至今年3月20日，温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675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6261亿元。如按里昂证券的调研，温州金融的体外循环，已接近“正规军”的体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今年2月赴温州调研后，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温州的民营企业及经营者几乎全部参与民间金融，80%以上的居民参与了民间金融，政府官员基本上全面参与民间金融；近年来借贷利率不断创新高，折成年利率后普遍达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0%以上。单笔借贷数额不断提高，出现了不少亿元以上单笔借贷，有民营老板跳楼自杀，更多人一走了之。当地企业家认为目前问题是冰山一角，如处理不当，会有更多严重问题。

　　胡必亮的判断是，这场民间金融危机不仅是温州的地方危机，“而是目前改革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极其普遍、十分重要而又非常难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即在外资进入不多、国家投资很少、金融管制很严、企业家精神又很强、经济发展势头也较盛的地区，究竟如何认识和发展当地民间金融问题”。

五个月成型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微博上介绍说：“温州的金融改革从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开始，到今天已经32年。这种基层自发的金融改革现今已不适合。”

　　温州的民间金融问题之所以这几年集中突显出来，胡必亮认为，原因之一是温州民间金融的制度化安排近些年大大减弱了，即政府允许民间金融活动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公开开展金融业务的程度，比改革开放初期总体上是降低了。较之以前，更多的民间金融从地上转入地下，利率逐年升高，风险不断增大。

　　对此，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微博上表示，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此推动金融改革深化。

　　2011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浙江调研期间，温州方面就提出设立民间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想法，希望将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轨道、降低市场利率和风险，引导民间资本早日实现“阳光化”。这个想法得到了认可。随后，在温州提交方案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提出修改意见，并征求7个部委（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参考意见。此间，国务院四位参事经过实地调研，形成书面材料，四次上报国务院，两次面见温家宝总理，提出应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至3月2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获批，仅五个月的时间，一份涉及区域金融体制改革、民间资金疏导的试点方案成型。其第一项任务就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方案》也明确指出，以解决温州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为导向的金融综合改革，“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据了解，在综合试验区获批后，浙江省将成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负责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的实施指导和帮助协调推进工作。温州市也将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协调小组”和若干工作推进组，协调和推进各项改革的具体推进工作。

　　一系列改革细则或将陆续出台。“如果说前段时间各部门齐心协力为试验区批复而忙碌，那么，从现在开始要为一揽子项目推出而忙碌。”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微博上表示。

“关键两项”缺失

　　胡必亮将“实行利率自由化” 和“一步到位，即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直接从事所有的银行业务”称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的关键两项。但前者在国务院批复的《方案》中未获批准，后者则表述模糊。

　　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对此次温州金融改革，他较为关注利率放开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正规金融机构不做中小企业，而是民间机构在做？说明进入正规系统以后可能就做不了，或者制度不鼓励它做。”黄益平指出，温州很多民间借贷利率都是16%、17%，正规系统亦能达到，但存款利率不能灵活，筹资成为问题。因此，“利率是一个比较大的限制。”

　　温州此前申报的方案中提到，有限度地放开银行机构存贷款利率，缩小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利率双轨制差距，指导新型金融组织实施规范的市场化利率。各类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4倍内可以自由浮动，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

　　“以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规范的市场利率和新型金融组织灵活的市场化利率，引导民间借贷利率，影响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率，逐步迈出利率市场化步伐。”申报材料显示。

　　但利率市场化在最终批复的《方案》中被去掉。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对财新记者表示：“要使金融体系真的发挥作用，定价是关键的一环。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却不试了，效果可能要打折扣。”

　　其次，申报资料中，温州希望在江浙民资期盼已久的民营银行方面捅开一个口子，申请“开展以民资和侨资为主的温州民营银行试点，为大量民间资本提供投资渠道和专业服务”。《方案》对此的表述则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上述表述，从政策层面肯定了民间资本可发起新型金融组织。

　　“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不需要规定可以做（民营银行），只要规定一些政策，温州得到这个信号，就可以突破。”原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现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对财新记者解读道：“村镇银行全国多的是，如果坚持现有的银行控股，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把（银行控股）这一条抽掉，内容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说的小银行。”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也认为，如按照现行办法，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基本不可行，“比成立一家新的村镇银行还难”。他认为：“必须要拿一些新的思路出来，大幅度降低准入条件。鼓励创新，培育创新，适当放权，打破条条框框。”

　　不过，王君认为，《方案》整体“重机构”，忽视了现有金融机构无法发挥作用的最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金融机构没有符合中小企业需要的贷款产品，从根本上说，无论大的小的机构都是官办色彩较浓，听命于政府和监管当局，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他主张温州“应该拿两家（金融机构）出来，在法律范围和审慎指标内真正市场化运行” 。

　　黄益平则认为，还应该设置一定的政策区隔，保证中小金融机构长期服务于地方和中小企业。

　　“中小金融机构过去也在发展，但是只要做得比较好了，就会想做大。这说明市场竞争还不够，做大相对比较容易，只要抓到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光赚利差就很容易，谁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去做中小企业？”他说。“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于，大的很大，中型的也很多，小的很缺。不能限制人家变，但要在不同的政策框架下做，可以重新申请执照。”

　　而这些具体构想能否实现，则取决于《方案》的后续实施细则的出台。

　　“在金融改革方面，综合试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提出很多方向性的东西。这些政策很好，关键是有些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尽快拿出实施细则。”焦瑾璞说，“不能再给大家形成玻璃门，前面一片光明，就是没有出路。”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专家则指出，“‘十二条’都是在以前的文件中反复提过，汇总出来的，了无新意。执行起来，一看中央的意愿，二看温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