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呢？最近国内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沿海的一些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倒闭、歇业，特别是在10月16日，珠三角地区最大玩具厂商合俊公司突然倒闭。这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雇员超过一万人，产品主要出口，其年销售额超过7亿港元。规模超大的企业都要倒闭，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高储蓄率下，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走到了尽头？中国是否仍然要发展低生产要素价格、低附加值的产业体系？国际贸易能否给我们带来利益？

　　贸易立国与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我们先看看贸易是否有利益。我认为，贸易是有利益的，而且利益巨大。理由是什么？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五种：资本，技术，信息，土地，劳动力。其中土地和劳动力是很难跨国流动的；资本、技术、信息则可以跨国流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需要这五种经济要素的融合，缺少任何一种，经济增长都很难实现。珠三角最近3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是领先全国的。从198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领先了23年。GDP的总量、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以及财政收入都是第一名。珠三角的GDP总量从1985年的185亿到了2007年达到了 30606亿，年均增长速度是13.7%，而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8%。到了2007年底，广东省的财政收入达7760亿元，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整个的进出口总量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引进外资额则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广东地区，乃至珠三角地区农民的收入比改革开放以前翻了41倍，城镇居民收入比改革开放前翻了51倍，恩格尔系数从51%下降到35%。珠三角地区以4万平方公里不到的土地(占全国面积的0.6%)，以及6千万不到的人口(占全国的3.6%)，创造了全国第一(占全国的10.3%)的经济总量。

　　广东的经济增长，贸易立省和贸易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一句话，“如果世界不需要中国，那么中国顿时失去活力。”1976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七八亿的劳动力，但我们的丰裕的劳动力没有和资本、技术、信息等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故使中国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1976年末，全国人均存款只有400元。到了今天，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54万亿，按14亿人口计算，人均存款3.8万元。这是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贸易利益。

　　可以做个比较，我到哈尔滨市去考察，哈市的土地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大于珠三角地区的面积。哈尔滨市还拥有230万经过三四十年培训的产业工人。有土地，有劳动力，不远处的大庆有石油，每年产出原油5000万吨，还有鸡西的煤炭，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哈尔滨物质意义的生产要素——土地、石油、煤炭、粮食、矿产、森林，这些资源都是异常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哈尔滨的经济规模跟广州和深圳比只有它们的八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为什么东北老工业基地如此落后？答案是缺乏懂国际贸易的人才。而这正是我们给出的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广东，在全国范围上看仍然是有意义的，贸易这个东西要不要保持，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意义？答案显而易见，贸易立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是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现在农村还有7亿人口，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农村转移出2亿人口。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我们还要从农村转移2亿人口。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还远远没有到来，仍然还可以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现在有7个亿的劳动人口，但全国只有2亿的工作岗位。所以产业升级的同时不应该丢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还要，升级也要。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低端产品的老板不懂得管理高端人才，管15万的产业工人，可能很简单，但是面对150个高薪的科研人员时，他就可能不懂得如何管理。不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自动转型为高科技创新企业。这是我们企业转型时遇到的误区，如东莞提出来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过程中，工厂主不愿意搬走，新的工业园区没有产业聚集，因为一个机电产品，涉及的上下级企业可能是数百家、上千家。当一个企业搬到另外一个工业园区时，买螺丝、插座、涂料、配套马达这些小配件时，又要跑到东莞、深圳产业集聚比较完善的地区去买，所以产业升级不很方便。再谈“腾笼换鸟”，鸟换掉了，高劳动密集型企业赶走了，但是笼子腾不出来。广东改革率先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个地区胆大的农民早就把农田盖成厂房，这些厂房既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也没有申请国土规划局的许可，更没有用地指标，产权严重地不清晰。金融机构无法给他们贷款，就是因为产权不明晰，所以鸟换掉了，但是笼子腾不出来。这是东莞发展最大的瓶颈。

　　以农村土地流转刺激消费与增长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阻碍了中国产业向上升级的可能性。我们的1.9万亿外汇储备拿来干什么，到国外买先进技术和办产业园区，然后在国内招商。那么只有自愿升级的企业才能够承受这个成本。按说，这1.9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应该是留给企业的，因为这是企业创造的外汇，政府不应该通过发行人民币把外汇拿在自己手上。相反，应该让企业去国外闯荡。本来属于企业自己挣的钱，自己创造的外汇，自己去购买技术、发展境外工业园产区天经地义。政府认为我们的企业素质不够，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政府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有无以伦比的判断力，可是结果通常是政府出错。反倒是千千万万充满活力的企业更有能力。金融危机一爆发，美元一贬值，让国家掌握的外汇储备输得那么惨烈。而这些本应该花出去的预算一旦缩减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没有了财政保障。

　　在前阶段宏观经济走强的刺激下，国内投资房地产的企业变多。但是房地产很可能会持续两年不景气，如果真是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就会出现技术上的破产。假定某地方政府去年靠卖地实现财政收入500亿，今年预计收入800亿，故今年的预算做到1000亿。但地方政府没有想到，今年没人买地，预计收入大幅度缩水，而政府又向银行借款投入基本建设投资。如果两年内持续没人积极参与土地的招拍挂，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很可能会在技术上破产。可以看出，投资不行，进出口也不行，那么只有靠消费了。中国试图通过劳动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看来这种方式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处于产业层级“七级浮屠”中的第二层，往上已经走不通了，只有往下走，走到“地下室”，发展农村经济，才能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叫做筑底式的经济。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其影响中国未来，不少于30年。回归历史，中国的农民为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只得到了微薄的回报。土地革命是让每个人都分到田地，但是1956年的土地集体化，让农民的梦想破灭了。直到1976年实施农村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才重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随后的工业化，又让农民陷入了工业化的陷阱。在中国工业化的“圈地运动”与城市的扩张中，工厂和开放商对农民利益的影响是世界之最、历史之最。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对农民的补偿应该是三代人、60年的生活费用。中国最近10年平均对征收土地的农民补偿是两万块钱，仅够农民一家一年的生活费用。按李嘉图的理论，我们还欠缺59年。

　　农村土地流转所迸发出来的力量，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党中央直接给农民钱了。虽然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但是土地使用权可能跟我们房地产的所有权一样是70年。获取流转权后，农民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和经营。

　　刺激农民消费、启动农村经济会放大我们的金融行业。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学习美国搞“次级债”，向农民这类人群放贷，但这与美国比又有所不同，我们是有土地作为良好的资产抵押的。农地流转等于把农村7亿人口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刺激起来，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用劳动法拉动产业工人消费的尝试已经失败，毕竟受制于国际需求的工业产业体系不可能配合此项政策。惟独农村土地的产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属于中央政府可以自由调节的部分。

　　可以预期，农地流转改革是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深刻的触动，意义非常。我们闭关锁国27年之后开放了，世界需要我们，需要我们丰腴的劳动力跟世界资本和技术相融合，因此我们获得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世界需求已经达到极限的背景下，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正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90%的生产是为出口准备的，内需又提不起来，所以只有发展向农村、农民要需求的筑底式经济，才能有效应对次贷危机。

　　这意味着地方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农村发展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可能获得飞速发展的机会。跟农业相关的产业也会同步发展，问题奶粉事件后，中国居民需要更多的安全、健康、环保的食品和农产品。各种疾病的发生也刺激医药行业也会飞速发展，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求医问药数目自然就大。当土地可以流转，意味着更多农民可以有钱看病，并将几乎必然为工业进一步深化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土地资源。胡锦涛总书记在小岗村讲的，土地流转，不仅仅是解决安徽的土地问题，亦在解决长三角和珠三角持续发展的问题。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业用地已经到了60万-100万一亩了，农村土地流转可使中国的工业体系重新获得低价格的生产要素，此次改革的非凡意义也体现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