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恐惧之时，中国反而可以大谈发展。”这是GlobalEquityCorpora鄄tion公司董事长诺曼·斯万森提出的观点。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这位深谙中国事务的英国绅士不仅相信中国有能力平稳转危为安，而且还袭用了中国人惯用的辩证说法：“危机，是威胁，更是机遇。”

　　斯万森的观点博得了与会者的满堂彩，而对这一观点的深入探讨也贯穿在整个论坛意识流始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张松涛对此给出了较为直接的解读：这种机遇可以从一种倒逼机制中体会到。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和企业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压力和挑战，迫使我们去积极主动地调整。

　　那么，中国产业和企业要如何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抄住提升竞争力的良机？论坛演讲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进行了研讨。

　　逼上梁山存亡抉择间，企业无奈被“逼上梁山”。恰如张松涛所言，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很多企业只顾赚钱而无暇进取。只有在逆势中，经济领域所潜藏的问题暴露出来，人们才意识到并不得不去改革生存法则、调整经营策略。

　　虽然在这次金融海啸中，中国经济发展从基本面看尚未深困其中，但未来可能遭到的冲击却不容忽视。据商务部部长助理鲁建华介绍，目前，中国部分产业如纺织、轻工、化工等对美出口已呈现负增长；部分行业产销、利润严重下滑，个别行业中小企业出现倒闭。值得提及的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跳水，使一些储备了大量原材料的企业损失惨重；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也增加了企业对外报价难度，资金链更趋紧张。

　　环境的倒逼使通过提升竞争力来强身健体、防御风险的意识深入人心；而近一段时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松动以及诸多迹象预示的更为宽松的内部环境，则使企业如沐“东风”，坚定并加快了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管理和科技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部门必须在管理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早在2004年，商务部就启动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调查评价工程，目前正在加紧推动《产业国际竞争力调查规则》的出台。同时，商务部还积极开展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等基础研究，并已完成了汽车以及关键零部件、磷肥、电子、纺织、热带水果、东北装备制造业等重点产业的竞争力评价工作。

　　杨益指出，“竞争力评价工作做好了，就能搞清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发展状况，最终找到提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金钥匙。”

　　需要“走出去”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高级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王秦平认为，产业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也即能够确保企业获得长期稳定发展优势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提升，既要有做强做大做优的战略和开拓、创新、奋斗的观念和精神，又要具有市场、技术、人才、资金和信息综合优势，能造就更多著名品牌和知识产权、专利技术。

　　然而，具备了这些条件还不够。王秦平称，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必然要求企业“走出去”，提高国际化程度。对此，VermilionPartnersLimited董事长贝彼德深表赞同。这位多年致力于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事务的资深人士称，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抓住此次金融危机机遇到海外投资发展。比如，收购海外濒临破产的公司，扩大海外分销渠道，并通过共同开发品牌和技术创新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他强调，英国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前去投资，也欢迎中国企业将英国作为深入欧洲市场的踏板。但贝比德也承认，海外投资知易行难，中国更需要培养和提高企业海外投资能力。

　　王秦平的建议是，须从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方面着手去营造“走出去”综合条件。单就行业协会而言，要加强两项职能建设：一是政策建议职能，注重对本行业和国外相关行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定期发布研究权威报告，给政府提供支持行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在对外贸易方面，要代表本行业企业收集、提供有关国内产业损害的翔实证据，向政府提请采取合理保护措施。二是对企业的服务职能。为企业提供各种必要的信息、咨询和培训等服务。

　　即便如此，我们对贸易保护主义日甚的国际环境仍须严加防范。来自美国的诺曼·斯万森坦陈："限制中国投资并进行贸易保护是一记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差的药方。"他认为，限制中国在海外投资只能遏制增长，对美中双方都是不利的。

　　斯万森指出，其实在美国人心中对中国和中国产品还是存有一定误解的。美国那些缺乏竞争力的行业都是短命的和没有远见的。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与美国有关方面加强沟通，释疑解嫌。他建议，中国的海外投资不能仅局限在生产加工环节，而要涉足整个产业链，包括供应链、生产链和销售链等。

　　击破弱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较差距何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认为，除了国际化程度不高外，主要差在薄弱的创新能力。

　　相关统计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广义的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贡献率的下降趋势明显。1978年～198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34.2%，到2002年～2006年则降至10%。这反映出工业持续增长面临较大风险和挑战。

　　据冯飞观察，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都是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共同推动的结果。为了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企业多趋向于合作开发新技术。在这一方面，我国也不妨借鉴。

　　华盛顿办公室合伙人兰尼J·戴维斯就建议，中国可以通过与美国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开发来谋求共同发展，寻找双方合作的一个中间点。减少对炭能源的依赖不仅是一项全球事业，也有助于美国解决气候和能源独立性的问题，在防止全球变暖的同时，缓解美国与中国包括其他世界强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