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可以预见，危机的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将对全球金融、经济乃至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因素，尽管各方的说法还不尽一致，但以下几点已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源头祸水。

　　次贷危机说到底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而房地产泡沫的催生既和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有关，也和美国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和长期维持的宽松货币环境有直接关系。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不但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而且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可以说，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美国人近年来不断增强的消费勇气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打开了货币闸门，试图人为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遏止衰退。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

　　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提取了近1万亿美元的“收益”。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却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而投资机构则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一来，提供次贷的银行变魔术般地销掉了账上的抵押贷款这类资产。表面上看，这是皆大欢喜的“金融炼金术”：购房者能以极低的首付款甚至零首付获得房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不必坐等贷款到期，通过打包出售债权方式便提前回笼了资金；提供资产证券化服务的金融中介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赚取服务费；由抵押贷款演变成的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又满足了市场上众多投资者的投资牟利需求……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

　　资产证券化所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来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是，资产证券化一旦过度，就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使美国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在创新的旗号下，投机行为一波一波地被推向高峰，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被“金融创新”越吹越大，似乎只要倒腾倒腾那些五花八门的证券，财源就可滚滚而来。通常，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下来。

　　三、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滞后，致使“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

　　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这就使得像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涉及多领域的“巨无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根本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金融创新”。

　　金融评级机制在此次危机中，也出现了严重失误。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它们发行的金融产品有那么多漏洞，金融评级机构居然“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这无异于在鼓励华尔街大施“金融炼金术”，肆无忌惮地四处“圈钱”。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在监管滞后的整体气氛下，金融机构的贪婪性迅速膨胀。

　　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目前的美国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管制的解除，没有了国家的密切监管，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就会出现内在的不稳定。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虽然对治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起到了一定的疗效，但它不是万能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因其在里根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而“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很显然，这不符合平等、公平、协商的国际原则，无视各国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要想取得成果，就必然要触动这一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