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太低，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难以为继。我们不是应该把出口的比重调低，而是应该把出口结构本身调好。应该更多地引导我们的企业去发展那些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品和服务。

　　但我们不能有焦虑症，要求我们所有企业今天能够出口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必须是高附加值的。

　　最近我们在调研当中看到有些产品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北京有一个中医院，诊断疑难病的。比如肾衰竭，全中国每年有800万肾脏的病患，稍不留神就要换，可哪有那么多肾可换啊，但中医能治疗。淋巴癌西医都是很难治的，这家企业可以跟你签约治疗，治不好不收你的钱。像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不出口还出口什么？咱们的银行就要给这些产品和服务以更多的资本支持，这样才能调结构，不能支持那些挥霍资源的产品。

　　另外还有一家企业，深圳的，发明了烹饪机器人，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追着要这个产品，甚至要购买这个专利。这样的产品，我问了专利人，我说如果开足马力向前赶，你能有多大的营业额。他说一万亿。相当于我们三十分之一左右的GDP。这还不能形成一种产业吗？我们今天追逐什么云计算啊，有没有想过云计算的后面，到底什么信息技术在等着我们。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想透，我们还是模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给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创造性的中国制造？

　　我们不仅需要物质形态上的产品出口，也需要货币形态上的资本输出。在这么一个更丰富的出口结构的拉动下，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生产出更多的跨国公司。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