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风险集中在三项政策相互叠加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向主要在于稳定增长。中国经济不正常下滑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和节能减排三项政策的相互叠加上。
2010年10月23日下午,“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3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报告会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提出,如今中国宏观经济正在面临两难局面。
“两难”从官方信息中主要在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过快,会面临出口困难,就业问题,不升值又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第二,既要增强出口的拉动,又不能走回过去一味出口的老路;第三,是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增加;第四,房地产调控不可能半途而废,但是房地产经济大萎缩也会对经济不利;第五,节能减排看来需要上调资源价,但当前物价需要控制;第六,宏观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
以下是曹远征教授在报告中的主要观点:
出口引领宏观经济的局面短期不会改变
从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采取了一致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政策下,各国的经济都得到了复苏。包括美国经济从去年6月开始已经停止衰退转入复苏。
同样中国经济也在恢复,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开始进一步复苏。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面临严重困难,下降16%点多。从9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走向一个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在不断提高。那么这个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如果出口快速增长,中国GDP则快速增长,如果出口遇到困难,GDP的增速下降,这是出口影响经济的特征。
从这个特征上看,如果要中国经济维持在一定的速度,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扩大投资。去年出口在急速下降,那么投资就在急速扩张,所以这个出口引领特别表现在出口和投资的相互关系上,不是出口增长带动民间投资,就是出口下降迫使政府扩大投资。所谓国进民退,在某种程度上是投资结构的变化。这样的特征也表明,投资并非拉动经济的独立变量,而更多的是依附于出口,依附于外需的一个变量。
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结构,决定了经济的出口引领特征。呈现出宏观经济被迫锁定在出口的波动上,以刺激或控制投资作为应对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依赖于国有部门的投资进退。
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所谓的两难问题,实质上是指如果出口依然加速增长,很可能就会重现2005年后的增长和通胀高企过热的局面。如果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可能面临着一个二次探底的风险。这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在前段时间犹豫不前的核心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个人认为不太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这主要源于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财政、信贷紧缩可能影响部分国家复苏进程,但欧洲地区经济分化明显,新兴市场强劲复苏和法、德等发达国家经济延续回升将支撑我国对欧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此外,由于市场改革滞后,中国商品低成本优势尚能维持一段时间,加上生产率和商品质量的提高,预计未来中国在全球出口中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高。尽管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将影响部分商品竞争力,但中国在服装、玩具等轻工制品和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成本优势仍十分明显。预计全年出口同比增速仍然可以达到25%以上。
房地产政策短期内难放松
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主要是投资波动引起。中国的投资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国有和民间。而民间投资主要在两个部门,出口部门和房地产部门。所以房地产政策现在被高度关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投资是民间投资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政府投资中,尽管政府在反危机当中开支很大,其中很多都是放在“铁公机”上,而铁路、公路、机场这些项目通常维持很多年,那么政府的投资在今年、明年甚至是后年都能维持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中国投资现在的波动是民间投资的波动,而民间投资的波动主要是房地产的波动。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对GDP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产能过剩也有直接的影响,中国的房地产大概牵扯了50多个部门。换言之,房地产并不在于它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贡献有多大,而在于这个行业如果出现问题会波及到50多个行业,从而总体上对宏观经济造成一个扰乱。
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机构,靠融资来进行地方开发,不仅仅是开发资金是来自于贷款,且销售也依然在于贷款,因此房地产的波动对经济来说影响非常大,不仅是金融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更主要房价的变动会对资产质量产生严重影响。
在目前的财政体系下,地方收入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在于卖地收入。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大概为:中央政府大概占收入的70%,地方政府收入大概占30%。但是,中央政府的支出只有20%多,而地方政府的支出为80%。于是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于土地,如果卖地收入下降,对地方财政的影响非常之大。
正因为如此,所以房地产不仅仅是对GDP,对上下游产业有影响,而且对金融,对财政都有重大影响。各方面先天的关注房地产,这已经不是行业问题。
房地产调控有利于控制通胀预期和降低企业成本,能够为其他行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状态。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是由于去年巨额信贷和销量滞后效应和同比基数较低等因素的支撑,下半年增速可能明显下降。
目前的房价,包括目前的调控政策是不是调控到位,要从三方面看:第一,目前的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它是控制需求,然后平抑房价,这个政策固然有效,但是难以持久;第二,全部的政策寄希望于一点,就是改变市场结构,寄希望于政府能不能如期地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按照政府的计划,在未来三年之中,准备建设1750万套住房,今年还要建设580万套住房。中国的新房上市量每年是900万套左右,换言之,满足居住需求的60%将由政府提供的,以此改变市场结构。
第三,调控计划不会松懈,一定会坚持下去。尽管房产调控对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效应,但此轮针对房地产的调控不太可能半途而废。原因在于今年出口将对GDP是正贡献,这与去年出口对GDP负贡献4.15形成鲜明对比。只要世界经济仍在复苏,年内甚至在十八大之前房地产政策都将保持一个偏紧的基调。
寻找新增长点前路漫漫
如今,两难问题变成了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问题,实质就是经济过热还是二次探底。
从短期上看,在出口增长和房地产投资回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具备稳定增长的前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不会有重大改变;但是,如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且房地产投资下滑严重,或者通货膨胀开始高企,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从货币政策有所微调。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向主要在于稳定增长。中国经济不正常下滑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和节能减排三项政策的相互叠加上。
稳定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目前GDP11.1%的过高增长率用多快的速度回落到合意经济增长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个问题上面存在着一个走廊,即8%的GDP增长和5%的通货膨胀率之间,宏观调控就是要低于8%的调高于8%,高于5%的通货膨胀把它调低于5%,这也是宏观调控的目标。
中国目前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根据国际经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经济增长必须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我们刺激性增长和工业化很成功,但是跟过去30年相比已经有几个因素发生了变化:第一,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第二,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中会持续低迷,出口导向难以维持,而世界经济不被看好就意味着必须以内需为导向;第三,人口工业在消失,中国的经济投资推动经济是由于储蓄率比较高,有充分的投资来源,这和人口有很大的关系,未来几年人口结构将急剧变化,人口抚养指数会再次上升,储蓄在下降,那么投资驱动经济的动力在减弱;第四,节能减排成为世界性趋势,意味着资源消耗性经济难以维持。
从这几个情况来看,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结构调整,这也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基调。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10%左右,如果完全改变成一个以消费为基本的内需经济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6%。中国这个在过去几年一直被称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国家,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任重道远。
曹远征简介
曹远征,1954年6月生,现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洲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在青海省对外贸易局、青海省政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研究院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专家,自1990年以来,担任多个经济转型国家(如越南、蒙古、捷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斯坦等)的经济顾问。